中国东部地区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

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发展关系密切,以中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国内旅游消费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协整检验、TOPSIS评价法和协调度模型测度中国东部地区2000~2014年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和协调程度,并进行动态时空演化分析,最后根据K-Means聚类算法划分出4种发展类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明显;国内旅游消费与城镇化存在4种协调类型,即优良协调型（北京、天津）、城镇化滞后型（江苏、浙江、广东）、国内旅游消费滞后型（上海）、双滞后型（河北、山东、福建和海南）,并针对不同类型省市提出发展建议。     

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响应研究

基于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城镇化响应强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镇化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强度呈上升趋势,但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响应强度呈现阶段性波动,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强度呈"U"型曲线变化趋势;河南省城镇化响应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城镇化类型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区域城镇化总体水平、城镇体系发育程度、区域人口承载能力、产业集聚能力、城市经济密度、土地利用强度是影响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以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为例

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对中国西部12个省份2000—2018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进行测量,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结合面板数据剖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从时间维度上,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相对差距逐步减小,具有阶段性特征,大体分为快速响应—稳步推进—调整发展3个阶段,响应类型的等级结构从"纺锤体"转向"金字塔"型。(2)空间维度上,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高响应省份呈"点状"离散分布于贵州、云南、西藏等省份,低响应省份呈"片状"集中于区域北部,旅游城镇化的重心位于区域西南部,具有较弱的集聚性。(3)影响机制上,各因变量与自变量省域经济水平和投资强度存在协整关系,旅游资源的作用存在两面性,省域经济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省域投资强度的作用不太显著,交通条件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     

吉林省区域农地生产效率及其变动特征研究

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方法对吉林省2001~2009年农地要素资源的投入生产效率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如下:①农地生产效率研究显示,2001~2009年吉林省农地生产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在未达到DEA有效的年份,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有着较大的影响;从区域特征上看,2001~2009年中部地区平均综合效率水平高于东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平均综合效率水平相当;②农地生产效率变化研究显示,吉林省各地区2001~2009年相邻年份农地利用的综合效率变动相对较小,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则在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增长趋势;2001~2009、2001~2005和2005~2009三组对比时间点的农地生产效率变化显示东中部地区的农地生产平均综合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增长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要素生产率均呈增长趋势,西部地区变化最为明显。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

提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概念,以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作为测度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变量指标,应用标准差 (δ)和变异系数 (V)、相对发展率(Nich)以及离差(D_i)和比率(G_i)等计算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的省际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其省际差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953~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不断增大,并呈阶段变化特征;从空间特征来看,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从静态和动态上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并可以将31个省区划分为强响应型、较强响应型、中等响应型、较弱响应型以及弱响应型5种区域类型;城市开发强度是影响我国各省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差异的主导因素。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时空异质性

整合ESDA和GWR 模型,以徐州都市圈为例,分析了2005~2014年成长型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发现：① 研究期内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程度不断增强,同期各县域间差异呈持续增大趋势;②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差异格局的多尺度性特征显著。城乡尺度上,呈现以地级市市区为中心向外围降低的圈层式区域格局;省际边界区域尺度上,呈现向鲁南>皖北>苏北>豫东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③ 强响应县域主要向京沪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城镇空间扩展轴线正在形成。弱响应县域在皖苏、豫皖边界地区集中,形成了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较低走廊;④ HH型县域主要集中于地级市市区及其周围地区,LL型县域在豫皖苏边界区域的黄河故道沿线地区集聚,表明南北差异正成为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关联性差异的主要表征;⑤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呈现对外开放>经济水平>创新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的特征,且空间不均衡性显著。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当前土地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权的综合确权法,基于协调发展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探讨2011-2014年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呈逐步优化趋势.②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片状分区特征明显,鲁东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形成以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为核心的协调发展度"高峰区";鲁中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优化趋势显著;鲁西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发展优化速度相对缓慢,属于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双低"区域.③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往往并非同步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总体上超前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近10年来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时空差异分析

运用泰尔指数和标准差系数,测度2000年~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的总体和省内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其内部差异。结果表明:(1)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总体差异在2009年之前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2009年之后差异开始减小;(2)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中部内部的差异相比东部和西部更明显;(3)2010年之前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占主导,2010年之后三大区域之间差异对总体的贡献率占据主导地位;(4)通过分析近十年影响山东省城镇化水平差异变动的因素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山东省城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着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促进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坚持"一圈一区一带"的发展战略,促进各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发展,缩小差异,最终实现区域城镇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

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对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受传统城镇化影响严重,要加强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以及创新与研发方面的建设。② 济南、青岛、威海、淄博为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东营为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烟台、莱芜为新型城镇化中等水平区,泰安、滨州、日照、潍坊、枣庄为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济宁、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为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鲁南旅游长廊建构

＂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基于＂点—轴系统＂理论,在对旅游规划概念上的鲁南经济带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结合鲁南经济带旅游资源状况和旅游发展现状,提出重点打造以曲阜、日照、枣庄、临沂、菏泽、东平为核心的6个一级旅游增长点;以日东高速、105国道、206国道为发展轴线的3个一级旅游发展轴;形成圣人文化旅游板块、日照滨海旅游板块、湖滨红色休闲养生旅游板块、蒙山沂水红色逍遥游旅游板块、水浒休闲生态旅游板块六大各具特色的旅游板块。从而＂点-线-面＂共同组成＂双十字＂开发模式的鲁南旅游长廊,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发挥鲁南地区旅游资源的潜力,实现鲁南旅游的腾飞。     

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动态仿真与评价

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以及不同城市对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等因素,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2005~2020年旅游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5年,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2020年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青岛、济南、烟台、日照、威海、东营、淄博、潍坊;与单体城市相比,城市群地域单元整体的旅游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群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整合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山东省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尺度依赖性,从不同尺度上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更确切、真实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灾害评价、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统计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市级、县级、1 km三个尺度上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统计相关性,试图探讨不同尺度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指示)因素,从不同尺度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从不同尺度对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详细程度的信息。从市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整体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县级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从1 km尺度分析,可以得到山东省各县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②不同尺度上,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不同。市级和县级尺度上,人口分布受环境—经济因子的影响表现出与一些因子显著相关,而受空间集聚的作用较小;1 km尺度上,人口分布与环境—经济因子的相关性较小,而主要受空间集聚的作用,在县内部,人口往往集中分布于某一区域,呈现出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     

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将“包容性”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中,从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三个维度解析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并构建测评指标体系,以山东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评价值均小于0.5,处于以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不同维度的评价值呈现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的态势;② 只有青岛市进入了包容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济南等10地市处于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菏泽等6地市处于排斥性发展阶段;③ 各地市综合评价值与发展机会变量的正相关性最显著,说明发展机会不均等是较多地市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综合评价值偏低的主要原因。发展机会、发展内容与发展成果的相关性较弱,说明山东省较多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投入和成果还未能有效的惠及城乡。理论上,实现了从起点、过程、结果等内在联系紧密的三个维度刻画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完善了城镇化的质量内涵。实践上,可以从不同层面检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为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提供指引。     

基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烟台作为创新次级核心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格局。然而,创新网络的形态核心节点与功能核心节点存在错位,从网络关联的角度出发,山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节点存在核心、次核心、地方核心、外围4个层级,济南、济宁、淄博、潍坊中心地位明显,并且各级节点数量规模呈现金字塔格局,等级结构完善。网络联系强度最大的主要是济南市向周边辐射的联系,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基本确立,存在综合创新模式、异质创新模式、根植创新模式和孤立创新模式四种创新网络模式。通过QAP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交通等因素使得创新合作更倾向于发生在与省会城市之间以及地理接壤、交通条件优越的城市之间。最后,基于研究基础,对山东省创新网络优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区域产业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面板数据的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及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依据2000~2012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GDP和旅游总收入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山东省17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地市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① 山东省东中西三大地域板块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旅游业发展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青岛和烟台的旅游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已经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② 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的Granger因,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保障和助推的双重作用,特别是东营和枣庄已经成为山东省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③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尚未形成协整关系。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山东省旅游业均衡、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多层次城镇化:城乡发展的 综合视角及实证分析

多层次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分析转型期中国区域城乡发展特征和发展动力的综合视角,它强调在城乡系统中,用不同的空间层次去解构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以便更清晰地洞察城镇化的特征和发展动力。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围绕跨省市的城镇化、组群式城市间的城镇化、本地区的城镇化、基层社区的城镇化等方面探讨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特征,提出以血缘、地缘和商缘关系,经济落差、中心城区规模效应、县城吸引力,以及多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构成淄博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基于淄博的经验,概括了多层次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认为随着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用单一模式难以反映和概括新时期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前提下,应强调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