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基于华为WIPO专利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近年来,中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海外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中资跨国公司的海外R&D中心区位与空间组织结构,以及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案例,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与企业访谈资料,分析了华为研发国际化的途径和成效。研究发现:华为通过在全球卓越中心建立海外R&D中心以及与国际一流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跨境合作获得领先的研发资源,并通过总部协调实现知识由海外卓越中心向中国的流动。这种主动技术获取途径既保障华为获得全球领先的技术资源,又保障了知识商业化的成果归华为所有,是华为成长为全球领先企业的主要途径。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与创新绩效——基于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调研数据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不满足于仅在国内研发,而是通过跨国并购、建立国际技术联盟以及设立海外研究机构等多种形式将研发活动扩展到海外。论文采用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合作研发、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这3种研发国际化行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将企业的社会嵌入性和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资企业更倾向于向拥有高密度研发能力、汇集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语言沟通障碍较小的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其次,跨国并购与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相较于单一研发国际化行为,多元化行为对企业产生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对创新的影响力受到其在东道国本地的社会嵌入性以及自身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与空间格局

采用2015年PCT专利数据,构建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与空间分布。研究发现：拓扑结构上,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密度较低,城市节点对外联系强度极不均衡。网络为无标度网络,社团结构明显。空间格局上,全球技术合作网络中城市节点的专利总量和对外联系次数都呈一定区域性,城市节点主要通过全球知识网络获取知识。巴黎和东京无论是专利产出还是合作数量都具有领先优势,对外联系紧密,枢纽性强。网络中城市节点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上与专利产出的分布格局基本相同,而介数中心性的分布格局更为集中。     

城市网络视角下华为手机全球价值链的建构与重构

探讨华为手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后发赶超过程中的建构与重构,对于明晰发展中国家领先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价值捕捉及演进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城市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通过建立城市网络与价值链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实体清单”正式生效日期为节点,系统整理断供前后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借助总部—分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揭示研发型(高端价值捕捉)、生产型(中端价值捕捉)和代工型(低端价值捕捉)城市网络的空间分布、网络结构和社群结构。结果表明：① 华为手机的生产组织模式具有典型“全球研发+国内生产/代工”特征,断供后高端价值供应商退出明显,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趋势明显。② 断供后,深圳、上海和北京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增强,在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均占据核心地位,在研发型城市网络中尤为显著。③ 断供后,美国高端价值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以存储芯片和摄像头芯片为主的日韩供应商所在城市的影响力提升明显。④ 断供后,高、中、低端价值生产环节的网络集聚效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推动华为价值链更加区域化。⑤ 断供前后,研发型城市社群变化最大;生产型城市社群数量规模适中,社区之间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代工型城市社群数量规模最小,社区内联系稀疏。“全球化布局”和“国产化替代”的组合战略是当前华为手机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可行路径,也为后发国家高技术企业实现赶超提供经验借鉴。     

酒店企业国际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酒店企业国际化是21世纪中期以来的重要旅游经济现象,中国业已成为海外酒店企业扩张的重要市场。梳理和回顾酒店企业国际化现有研究成果,既是指导今后相关理论研究的必要基础,也是中国酒店企业应对海外酒店企业竞争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参考。通过对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Science Direct和Web of knowledge五大数据库收录的关于酒店企业国际化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综述,发现酒店企业国际化研究成果总体较薄弱,研究视角较宽泛,偏重于定性描述和策略建议类的探讨,酒店企业国际化的空间变化规律和基础理论等研究仍然不足。最后提出今后应重点关注发达国家酒店企业国际化的经验研究、酒店企业国际化空间变化规律研究、国际化模式比较研究以及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的酒店企业国际化研究。     

国际区域友好关系和企业全球化的知识管道构建

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模型解释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长期互动学习,逐步形成有利于企业全球化的重要知识俘获渠道。中小企业因自身能力和国际化经验的缺乏,往往会规避时间成本和风险,另辟蹊径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本文以浙江省和德国石荷州国际友好关系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和对利益相关人的深度访谈,对该关系框架下浙江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俘获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国际区域友好相关机构扮演着“知识守门员”角色,为双边中小型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准确的、高效的和定制化的信息。②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推动基于政府担保的、多方参与的“全球蜂鸣”空间形成,使得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社会、认知和组织临近,以此俘获“走出去”的关键知识;③国际区域友好关系为两地搭建一种新型的“全球管道”,有利于形成面向“精准全球化”的动态蜂鸣社群。本研究强调：地方政府主导的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是中小企业“全球管道”构建的重要制度平台,这种“全球蜂鸣-全球管道”知识动态模式是对传统“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概念的重要补充。     

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研究进展：经济地理学的探索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

在技术溢出和技术互动效应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对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双方研发行为的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控制变量中，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研究结果同时支持了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控制变量，有助于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创新相互作用与机制的理解。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② 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③ 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④ 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⑤ 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基于产业组织的城市国际化网络研究——以长沙工程机械产业为例

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产品与服务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中介机构国际往来等三种方式实现产业组织全球化。随之地方城市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得到重构与再造。长沙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业全球化组织趋势明显,在此作用下长沙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城市国际化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城市国际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地方城市必须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组织网络,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Progress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s mainland since 2000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s mainland has developed in a different way from that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academic dialogues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led by Anglophone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takes practice-based and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i.e. satisfying the demand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the linchpin of research. Sinc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literatur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country before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paper will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in 2000–2015, based on a bibliometric survey and research projects done by Chinese economic geographer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1)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s mainland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but concentrated in several leading institutions; (2) traditional research fields like human-nature system, regional disparity,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remain dominant while new topics such as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ducer services, climate change and carbon emission emerge as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3) Chinese economic geography is featured by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fund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having considerable impacts on regional policy making in China,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To conclud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s mainland needs to follow a dual track in the future, i.e. producing know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and undertaking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to enhance its role as a major consulting body for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