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地理及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不同阶段的能源内涵、属性及地缘政治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能源地缘政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本文对比了不同阶段能源的地缘政治特征,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历程。研究认为：全球能源转型将加剧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改变传统能源安全主导的地缘安全与冲突关系,改变不同国家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重塑传统油气时代所形成的国家能源关系,同时也将凸显新能源技术和关键稀缺材料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影响,并引发新的能源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发现虽然各学科的学者对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进行了广泛关注,但是当前关于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理论框架、技术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展望未来,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亟待加强学科理论研究,推动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科学计量研究转向,加强服务学科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重大决策的应用研究,探究能源转型对传统能源地缘政治重构的地理效应、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同时要紧密结合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全球能源治理等国际学术前沿来开展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以丰富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视角。     

气候变化对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地缘影响

冰冻圈变化的自然过程影响着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的建构。基于人地关系思想,以变化-影响-适应为主线建立气候变化影响下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的研究框架,分析自然因素对冰冻圈地缘结构的塑造和对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的建构,以及极地海权、陆权和其他地区领土博弈所形成的双多边地缘关系。研究结果：① 冰冻圈领土博弈地缘结构初步形成。理念层面,自然要素成为气候政治的力量之一,冰冻圈领土博弈体现出传统地缘逻辑;空间层面,气候变化释放极地、高山等新运筹空间,北极、南极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物质层面,极地海权和陆权利益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目标。② 冰冻圈国家身份-利益影响其冰冻圈地缘政治行为,其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之一是在冰冻圈分布结构的相对位置。③ 冰冻圈国家领土博弈地缘关系有“趋利”“避害”两类。“利”指为赢得极地海权、陆权,气候变化下西方大国和地区大国开始争夺南北极200海里外大陆架权属,加强极地实质性“硬、软存在”战略布局,美国和丹麦强化格陵兰岛北极战略支点作用;“害”指冰冻圈灾害引起的跨境气候移民等国家利益受损问题。     

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通过梳理西方100多a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系统总结和归纳其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的4个阶段与特征：自然演进模式下的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形成阶段（ 1890s前）、国家空间-权力关系下的理论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海洋地缘政治的现代化阶段（1960s-1990s）、新海洋地缘政治理论阶段（1990s后）。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且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者在海洋地缘政治领域的探索历程发现：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缺乏相关学科理论的支撑和整合,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并缺乏建设性的实证研究,这与中国在世界“海洋地缘环境”格局中的现状严重不符。因此,面对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多尺度转向”背景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发展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作为响应,并深入探讨“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与研究的空间尺度。最后,对海洋地缘环境近期重点研究方向做出展望：① 深化海洋地缘环境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② 加强不同尺度的海洋地缘环境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研究;③ 安全转向背景下的多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④ 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边境与边界的相关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地缘政治渊源与地缘战略逻辑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理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对解析地缘环境变化与地缘冲突的独特视角。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渊源和地缘战略的逻辑,系统梳理了俄乌之间的政治关系、文化渊源,探讨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以期为大国博弈与小国安全提供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剖析。     

基于合作与冲突视角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研究

全球暖化背景下,发源于“亚洲水塔”的国际河流水文特征的改变加剧了区域内地缘关系的紧张性,致使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备受关注。利用新闻大数据GDELT中的合作与冲突事件表征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对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愈加紧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趋于稳态。②国家间合作网络逐渐呈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巴基斯坦是区域冲突网络的核心,区域内合作与冲突水平极化现象凸显。③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的对等反应特征明显,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④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共同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     

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为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论文通过梳理、评述能源—经济、能源—环境以及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文献发现：① 能源—经济关系研究出现“空间转向”趋势,区位特征被用于解释能源—经济关系的空间异质性;② 能源—环境关系研究多关注能源污染及政策的空间效应,出现了能源景观研究等新研究话题;③ 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刚刚兴起,出现了因果关系实证、耦合协调度评价、多目标规划预测3种研究思路;④ 当前研究存在实证分析高度同质化、空间差异机制解释不足、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据此,论文尝试构建了空间视角下能源—经济—环境(3E)关系研究基础框架,并基于中国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即完善理论框架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研究以及开展碳减排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拟预测,从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

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跨境生态安全”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 Geographical 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地缘破碎带研究进展及展望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是地缘破碎带的多发区域,面临巨大的地缘风险。论文通过追溯地缘破碎带概念的起源,梳理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方向。20世纪初,地缘破碎带的概念被学者从地质学引入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用以分析和解释地理环境对冲突的影响;地缘破碎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其基本特征,分析地缘破碎带的分布与演化,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等内容,研究方法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时期和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① 以构建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地理大数据等分析方法,加强地缘破碎带的可视化、量化和模拟研究;② 加强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的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识别和评估地缘破碎带面临的地缘风险;③ 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对东北亚资源合作的影响研究（英文）

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本研究总结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回顾了基本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研究进展。继而在概括东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中蒙之间、中俄之间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趋势,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打破了亚太地缘力量平衡格局,中国利益受到来自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力挑战。随后,论文以东北亚能源市场为例探讨了地缘环境变化对区域资源市场的影响。其中,对中国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应对地缘环境危机的策略;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后将眼光投向亚洲,加之中俄之间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的资源合作水平有望进一步提高;蒙古国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很大,美国重返亚洲之后,蒙古国调整了自己的地缘战略,企图借美国力量制衡中俄在蒙古国的影响力,虽然中蒙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总体上是向好发展,但美国的介入增加了中蒙资源合作的不确定性;因日韩为美国盟友,中俄与美国的地缘利益冲突将减少其在东北亚资源市场上的份额;对朝鲜来说,因其经济总量很小,对区域资源市场影响不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环境和经济格局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英文）

本文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格局,认为该格局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经济合作模式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包括生态文明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交通经济带模式,国际旅游带合作模式;最后,论文总结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了几个优先行动计划: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科学家联盟和思想库,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信息共享中心和科学决策支持系统,启动丝绸之路跨国科技交流合作与人才计划,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跨国共建、合作共赢机制。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Chinese Narratives on “One Belt,One Road” (一带一路) in Geopolitical and Imperi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reviews Chinese-language writings on the ideas of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Maritime Silk Road that have proliferat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now under the aegis of and visualized as One Belt, One Road (一带一路). We examine how these narratives articulate with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ones in China before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Silk Road(s). An excavation of their origin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imperial geography leads us to reflect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empires, and geopolitics and to begin to chart the range of responses to One Belt, One Road.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英文）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Tracking embodied carbon flow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 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 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美国对伊朗石油禁运与全球能源安全

2018年6月美国针对伊朗启动了史上最严厉的石油禁运政策,要求所有国家于11月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否则相关国家和企业都将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并无意给予任何国家豁免权。当前,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等世界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已经做出回应,除中国明确拒绝美国的单边制裁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外,其他主要石油进口国都大量削减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生产国也承诺通过石油增产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势必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改变全球石油政治格局以及相关利益方的石油权益。这些方面会涉及到全球油价的波动、不同国家的石油安全与应对政策、世界能源贸易稳定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等。长期关注能源地缘政治的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观点,专家们认为美国此举是战略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对将会引起世界石油短缺及油价波动,甚至可能导致OPEC减产协议崩溃,改变世界主要进口国的进口规模以及来源结构,但对世界石油市场的长期影响有限。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3条生存路径,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伊朗或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此举目前可能性不大。伊朗石油禁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伊朗保持正常的石油贸易是双赢的选择,但需要谨慎对待由此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的风险,提升能源安全应对的措施。期待各方观点对伊朗石油禁运引发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的解析,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