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市场潜力、空间溢出与制造业集聚

为深入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引入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而结合跨省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域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进行经验论证。参数估计结果很好地证实了省域内的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以及省域间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和正向溢出效应,实际工资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和间接阻滞（负溢出）作用。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文章最后指明了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     

基于Ripley’s K函数浙江城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分析

以Ripley′s K函数为核心,通过城市区位与规模联立估计、地理权重引入、全局函数分解等手段,研究2001~2010年浙江省已有县级及以上城市空间分布的总体及局部估计问题,探讨城市空间格局与特征,以期揭示边界效应和市场潜力对浙江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浙江省城市区位与规模的空间格局不一致,即前者是分散分布而后者是集聚分布,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其分散或集聚程度逐步加强。2无论是行政边界还是海岸线,对浙江省城市区位与规模的空间分布演化有一定的负向作用。空间尺度越大,边界负效应越强。3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浙江形成了3个各具产业特色的块状组团式城市聚集区,但边界负效应会抑制它们的发展,此时杭州、宁波将承担起服务全省经济的重要职责。4浙江城市规模因受市场潜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城市规模与市场潜力显著正相关,其程度却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而减小。     

1994—2007年中国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实证研究:一个面板模型

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城市规模产出效应面板模型,对1994—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有显著性影响,城市规模产出效应中包含显著的时间影响和地区影响。包含时间影响的变截距模型显示,城市规模产出弹性为0.128,时间影响系数由1994年的-0.652单调增加到2007年的0.615,说明城市规模产出效应、资源使用效率和城市化质量逐步提高;包含地区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影响中存在显著的固定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水平效应在-13.569和17.140之间,增长效应在0.438和5.0之间。研究结果同时显示,规模越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水平效应,但是增长效应却越低,这表明可能存在适度的最优城市规模。     

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

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测度2001—2019年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放缓或下滑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往往也较低,且港口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2)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对本地和邻近城市经济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省域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津冀港口群和山东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辽宁港口群对城市经济增长则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4)在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城市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大,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较弱。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多尺度人力资本空间测度：格局分析与尺度关联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的总和,在“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中对城市和区域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的测度面临着数据收集困难、指标内涵单一、研究空间尺度较粗等问题。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多空间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全国省、市、县（区）级行政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变化。研究表明,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呈点状或块状分布”的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尺度效应,县（区）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研究期内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均上升,但约有11%的县（区）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呈现负增长态势。研究结果为在空间尺度上测算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新方法,为从空间视角开展人力资本研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供支撑。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市场潜力的影响——基于铁路客运可达性的分析

近10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本文从市场潜力角度研究这一影响,根据《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2012.07》统计获得的城市之间平均旅行时间和发车频次数据重新定义市场潜力函数,对比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普通铁路和叠加高速铁路之后的市场潜力特征,探讨高铁对城市市场潜力的提升作用,并从中分离出时间压缩效应和频次效应.研究发现:①普通铁路市场潜力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市场潜力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镇群内,以及京广、京沪、京哈等重要铁路线沿线;②叠加高速铁路之后城市市场潜力整体上仍呈现“多中心—廊道”结构,且多中心结构更为突出;③京沪、沪杭铁路沿线城市和东南沿海宁波—厦门段客运专线沿线城市的高铁效应最大;④高铁连接的109个城市时间压缩效应的平均值为31.3％,频次效应的平均值为68.7％,频次效应是高铁效应的主要形式.     

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湘鄂赣交界区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等级特征，且低水平县（市）相对其他地区更靠近省界，边界效应特征表现突出；空间集聚性层次较低，具有“连片贫困”特征；热点地区大都位于湘、鄂、赣交界区外围地区，冷点地区位于广大的内部腹部地区，“内冷外热”两极分化的不平衡格局仍未能有效化解；劳动、资本、政府作用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回归系数高值易集中于热点地区，低值则集中于冷点地区。政府作用影响效应一方面随着地区到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依次递减，另一方面表现为省份间影响差异。交通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呈现出正负两极分化特征。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与空间分布——基于面板工具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2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市场潜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面板工具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差距在逐渐减小;②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分行业看,市场潜能仅对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不显著,对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大;③ 市场潜能有效地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市场潜能没能有效地转化为真实需求。基于此,建议中国未来应提高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带动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提高非中心城市的本地化专业服务水平,以满足非中心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受距离限制不能从中心城市获得的专业化生产服务。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中国高速公路网的可达性格局及演化

在全国尺度上评价1988~2030年中国高速公路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演化。基于交通旅行时间和最短时间路径的可达性模型设计,刻画了中国高速公路网的扩张过程,评价各时段中国高速公路网的通达性及演变,包括连通城镇、交通时间和时间区位系数等,分析各地区可达性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以及各时段内可达性的变化差异,重点识别可达性与区位受损和收益的突出区域;结合人口和经济等属性指标,评价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潜能及变化。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拉近了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时间距离,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并没有改变各城市的区位优劣水平,而且导致城市间发展潜力的差距更加不平衡。     

中国省域城镇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机制与空间效应

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经济地理现象,其形成源自于众多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生成与演进也带有特定的区域相互作用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分析与GIS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我国省域城镇现有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分异格局,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在对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基本现状进行简要描述的基础上,利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工资方程,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试图阐明中国工资水平现有分异格局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全域自相关指数、SLM和SEM模型实证检验了各主要理论因素对中国工资水平区域分异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开放度、市场分割度等因素对中国工资水平的区域分异有重要的影响,且中国省域间城镇工资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效应。最后,从合理缩小现有的工资水平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健全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减少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障碍;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在缩小地区工资差异中的作用力;增进省级地域单元间的贸易联系性,弱化市场分割程度;优化低工资地区的外贸投资环境,提升其对外贸易竞争力和融资效率;推进东部地区尽快转型升级,积极培育中西部省份重要的增长极。     

基于市场潜能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定量分析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场潜能及其空间格局,并根据其强度划分为3个等级市场潜能区,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揭示其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引入市场潜能变量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指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范围,结果显示：① 中国市场潜能空间分布呈“中心-外围”结构,具有从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的趋势;② 市场潜能的空间自相关性随距离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市场潜能的强度不同,其空间自相关范围也有所差异;③ 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强度随距离增加呈“∽”型趋势变化,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有效溢出范围为200 km以内,市场潜能越高,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性越强,溢出范围越大。     

中国中部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淘宝网5类店铺为例

基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C2C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选择居民消费最常见的五类店铺进行数据搜集,以店铺的服务质量为特征量,分析中部地区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次看,综合、服装类、电子类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湖北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家居箱包类、美食类与美妆类前四位排名与综合服务质量有所差别,后两位保持不变。② 从市域层面看,省会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强市的综合服务质量较高,外围区综合服务质量较低,北部太原市周边形成低值集聚区。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类服务质量均存在微弱的负空间关联,彼此之间的临近效应不明显。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市处于显著HL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明显。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主要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辐射状模式,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较高。以电子、美妆类为表征的空间联系强度网络比另外三类相对复杂,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优于另外三类。从复杂网络特征看,总体上表现出以核心城市和少数综合实力强市为主的“核心—外围”空间布局结构,产生了中心度与集聚系数不相匹配的倒置现象。③ 从影响因素看,基础规模实力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城镇化质量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撑,信息化起着融合助推作用,物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弱化,区位优势的作用有所下降,六类影响因素交织影响造成了中部市域店铺服务质量的分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