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其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为深入探究新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基于1990-2015年新疆统计数据,运用索洛残差法对新疆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并对估算结果与影响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1）新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是一种典型的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2）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很强的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其中技术转移和转化是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制度进步和自主研发对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不明显。（3）新疆制度发育尚不完全,阻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因素很多。（4）新疆的R&D经费投入偏低,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未能显著地促进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新疆兵团“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动态SSM实证分析1990-201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检验三次产业间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是否具有"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但这种效应不明显,即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现象;资本更多地流向二、三产业,抑制了整个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即资本产业间的流动具有"结构负利"现象;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效应贡献较小,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内部增长效应。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产业结构效应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的完善,放宽资本的投资限制,是发挥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的最好方式。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国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探究数据要素在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过程中的实际价值增值过程,论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演变规律,构建了包含数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依托DDF-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测度2006—2018年间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各项要素的生产率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个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各地区数据要素化水平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区域间数字鸿沟问题依旧不容忽视。② DDF-Luenberger指数测度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③ 单项要素绩效测度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层面：仅仅拥有数据资源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在可能,全要素数据生产率变动依旧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变动;劳动要素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研究期内沿海各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态势;资本要素层面：全要素资本生产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及空间差异化特征;资源要素层面：沿海省市全要素资源生产率大体上实现了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     

安徽省近15年土地要素对经济贡献及Logistic 曲线拐点探析

运用C-D生产函数,利用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安徽省1997~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并对其Logistic 曲线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① 研究时段,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投入要素对二、三产业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69、0.801、0.369;② 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科技进步投入要素对经济贡献率分别为52.31%、22.9%、20.74%、4.05%; ③ 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契合Logistic 曲线,拐点位于二、三产业产值为2 744亿元时（2002年）,1997~200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随经济增长呈加速上升态势,2002~2011年,建设用地对经济贡献上升速度减缓,并最终趋于平稳;④ 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呈递增态势,但科技对经济贡献率偏低。从转换土地经济发展理念、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经济由资源依赖性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多维度视角下新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技进步与水土资源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及资源保证,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运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了1990-2015年的新疆农村生态人口承载力,该指标代表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建立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科技投入占总投入比率、水资源灌溉利用率、耕地复耕指数、新疆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性收入的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地增大,可承载生态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科技投入目前对于新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短期看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其发展有抑制作用,但长期看来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短期,水资源灌溉利用率有抑制作用,但在长期,有拉动作用;耕地复耕指数长期有抑制作用;短期来说,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性收入对于其发展有促进作用,长期有抑制作用。     

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与农业增长关系研究

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及岭回归分析测度2002—2016年中国内地及其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农业增长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度最高,对劳动力依赖性最小,资本投入在农业生产三大要素中的贡献率最为稳定且相对较高;从短期看,资本对耕地要素具有替代性,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要素对农业增长贡献率最高,资本要素次之,而东北地区资本要素贡献率最高。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资本驱动的关键阶段,增加农业投资是保障农业增长的重要手段,耕地投入量的减少对农业增长有负向作用,应注重耕地提质增量。     

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分解与要素的区域效应分析

在对相关文献及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区域分解。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较大,集中度较高;各省份贡献取决于初始经济规模、平均增长速度和当期发展速度;东部地区在继续保持绝对高贡献率的情况下,经济贡献率出现了有条件地向中西部部分省份转移,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要素在不同省份间的表现。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依赖性强且区域差异性明显,决定了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而对劳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依赖性较低,有条件地优化和提升这些要素将会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俄罗斯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区域差异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区域差异长期扩大、过分悬殊,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由于各种矛盾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区域差异不断扩大。针对俄罗斯东部地区人口分布特点,利用超越对数计量模型深入分析后发现,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贡献率都较低,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并且劳动力对经济贡献率远高出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要转化优势、加快经济增长,就必须把自然资源与科技创新和劳动力发展等结合起来,提高人力与物质资本的直接产出弹性和外溢弹性,是俄罗斯东部、乃至整个俄联邦增强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最大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199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丹尼森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各省区工业GDP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本投入是20世纪9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中国各省资本投入的增长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地区经济的差异。而由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90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将出现扩大化的趋势。     

基于陆海统筹视角的中国沿海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

基于陆海统筹视角,考虑陆域、海洋以及陆海复合经济系统间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与索罗余值方程组合模型,并通过中国内地沿海11个省份2006—2016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测度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要素源于资本与科技进步,劳动力贡献率较低。"十一五"至"十二五"时期,陆海整体科技进步贡献率下滑2.1%,资本贡献率下降0.6%,劳动力贡献率上升2.8%;(2)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与RD经费、RD科技人员和国家政策规划促进有关,部分沿海省份的陆域与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变化不同步;(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存在区域差异,可分为陆域科技贡献、海洋科技贡献和陆海科技综合贡献三类。     

基于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竞争力的城市腹地范围识别——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在GIS软件支持下,基于时间成本距离栅格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利用场强模型,对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腹地范围进行识别。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达5.84倍,与行政级别具有一定关联性。从交通可达性来看,1 h圈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附近,≥3 h圈主要分布在远离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以及岳九咸（岳阳、九江和咸宁）省际交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交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性,内部交通联系较为薄弱。从空间场强来看,高场强区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场强区分布于交通通达性较差的边缘与外围地区,尤其是省际边界地区。场强空间分布与城市竞争力与交通可达性分布具有较强的吻合度,但省际间协同发展程度低。城市腹地范围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城市腹地面积较小,江西省城市腹地面积相对广阔,湖南城市腹地面积居中,三大省会城市腹地面积远超过其他城市,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业已形成以省会城市为多中心的复合型极核发展格局,但内部一体化程度偏弱。从腹地与行政范围的层叠结果来看,城市腹地与市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省会城市扩伸率要高于其余城市,而且三大省会城市的域外腹地面积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九江、岳阳、宜昌、常德、新余、景德镇等地域外腹地面积比例也较高。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停留在子圈内一体化的阶段,还未实现三圈融合和高度一体化发展阶段。     

中国热带琼雷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构想

生态经济区克服了传统经济区生态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瓶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方向。目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都已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琼雷生态经济区是在充分考虑了湛江市(雷州半岛)和海南省(海南岛)地区热带资源禀赋、生态环境脆弱性及经济空间紧密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战略构想。琼雷地区生态本底较好;热带作物资源、海洋资源及港口资源十分丰富,热带特色显著;经济结构以一、三产业为主,生态恢复与维护成本较小;存在地缘一致性和经济紧密性,有一定区域联系基础。但同时本区域存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因素较多,因此必须坚持生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原则。为此,建立中国热带琼雷生态经济区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详细分析了琼雷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和建设的主要内容,以期在中国的典型热带区域打造生态经济区发展平台,构筑中国热带生态经济发展高地。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按照"点"→"线"→"面"→"网络"的分析思路,运用分形理论、引力模型、隶属度模型、空间句法模型、时间-空间可达性模型,研究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在"点"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首位城市武汉为超大城市且垄断地位较强,城市体系呈序列型分布,规模结构呈"橄榄状"态势。(2)在"线"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联系整体偏弱,骨干联系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联系较强,3个省会城市与其腹地城市间呈星形结构特征。(3)在"面"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武汉、长沙、南昌3个辐射中心,在西北—东南方向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武汉—南昌辐射连片趋势较明显。(4)在"网络"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的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基本一致,与拓扑可达性存在一定偏差。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中心向南、西北、东北方向沿长江河谷地带出现"波峰",受桐柏山、幕阜山影响在北、东南方向分布"波谷"。在路网的发育方面,武汉城市圈发育最好,长株潭城市群受地形影响最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最均衡。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中部地区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随着中部地区城市群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区域内的旅游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区域旅游合作将更加深入,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旅游空间结构相关理论为依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中部地区城市群48个城市间旅游空间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得出4点结论：①中部地区城市群区域空间旅游经济联系程度较低,但6个城市子群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呈现不同的水平;②长株潭城市群与皖江城市带与太原经济圈旅游一体化水平较高,武汉城市圈旅游一体化水平出于较低水平;③武汉、郑州、合肥、洛阳、长沙、九江、南昌的通达性良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但中部地区城市群城市空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关系中存在着不均衡,武汉、郑州、合肥、洛阳、长沙、南昌的核心地位较高;④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存在3个子群1个首位中心,子群城市都与武汉的联系较为密切,而子群城市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少,网络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最后提出中部地区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和“无障碍”旅游经济的一体化的发展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在增长城市时空演变特征

通过改进引力模型和地缘系数,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先行政治、经济增长极的引力,探究潜在增长极的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在发展城市中心性分布不均,湖南、湖北、江西省分别呈“高值均衡化”“双核心化”“单核心化”特征。2）绝对地缘系数区域差异显著,湖南、江西两省具有“中心低、四周高”的特点,3个城市子群内部联系更多,存在省域行政切割现象;最佳地缘系数呈“双峰”型,受城市地缘政治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发展情况稍好于受经济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3）潜在增长城市“边缘性”特征明显,集中于城市群周边,重心在西南方。结合城市发展潜力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株洲、襄阳和九江3个一级增长极以及衡阳、宜昌和新余3个二级潜在增长极。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合空间格局分析——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

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视阈,借助SPSS主成分分析法和ArcGIS空间插值手段,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整合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城市群内城际竞合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格局总体呈“核心―边缘”结构特征,3个子城市群内部竞争格局分异显著;多竞争要素的交互耦合、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行政和地理分割、交通等是城际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2）城际整合格局整体表现出“群（圈）内＞群（圈）际”的空间分布态势,沿主要交通轴线形成“吸管效应”,城际竞争与整合格局呈现“整体吻合、局部偏离”特征;城际整合格局是距离衰减规律和增长极辐射效应等因素主导形成的产物。3）在城际竞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划融合、交通一体化、产业分工等多方面提出了竞合发展政策建议。     

鄱阳湖湿地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鄱阳湖湿地利用与保护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成效,但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不断深入,湿地利用与保护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为了维护湿地系统生态平衡、保护湿地功能和湿地生物多样性,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坚持生态优先、做到适度利用、统一行政执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公众参与等是非常重要的应对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

基于修订的当量因子表,结合1988—2020年7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GIS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了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模型对食物生产、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等7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权衡与协同分析。结果表明：① 1988—2020年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77.95亿元增至592.50亿元,呈先增后减再增的波动变化特征。②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不均衡性,ESV显著减少的区域为南昌市区、九江市区以及其它各区县的城镇建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区域均匀分布在研究区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靠近研究区外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③ 协同关系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主导关系,权衡关系较少且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的京津冀城市群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分析

生态足迹是区域可持续评估的重要方法,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能区分并追踪自然资本存量的消耗与流量的占用。目前三维足迹与自然资本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和国家尺度。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开展区域尺度研究,核算并分析了2010年研究区13个城市的人均区域足迹深度、足迹广度及其组成差异与影响因素,揭示了京津冀城市群自然资本利用格局及生态可持续现状。结果表明：13个城市普遍生态赤字,足迹深度差异受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的突出影响,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倒N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京津冀城市群内4种自然资本利用类型分别为存量资本消耗水平相对于流量资本占用水平严重超前(北京、天津、唐山)、显著超前(石家庄、邯郸)、一般超前(沧州、廊坊、衡水、邢台、保定)及基本一致(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上述4种类型地域的区域生态持续性依次从最弱转向较弱、较强、最强。本文在城市群自然资本持续利用的刻画和表达方面取得了较优于传统二维足迹模型的评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