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特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行政中心区位选择与迁移类型 ——以深莞惠都市区为例

行政中心迁移作为重要行政决策,对城市发展战略和近期建设重心有显著影响作用。本文采用层次演进分析法,对珠三角东岸中心城市深圳、东莞和惠州进行行政中心的分布规律与影响要素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中心概念出现演化,形成服务中心与配套设施逐步分离的需求;行政中心迁移可分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空间管治的驱动和新增长极的创造等类型。对珠三角深莞惠都市区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选择行政中心跨区迁移,其迁移核心体现在与珠三角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和深港同城化2个层面;东莞行政中心迁移源于空间管治驱动,以达成新旧中心城市功能的置换;惠州行政中心跨江迁移,为的是促进新城市增长极的形成。3种迁移模式的成功实现有助于探索都市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耦合互动发展路径,对我国都市区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城市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绩效评估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中国主要城市地价重心迁移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地价直接影响着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从而影响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时掌握城市地价的发展规律,根据城市地价及时调整制定相关政策,是政府对土地市场进行调控的关键。利用重心模型,在测算和分析2000-2012年49个主要城市的综合地价重心位置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探讨了驱动中国城市地价重心迁移的因素。结果显示,中国主要城市地价重心始终位于区域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但东西方向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南北方向上的差异则逐渐扩大,地价重心迁移轨迹可以分为3个阶段和1个突变年。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因素驱动着城市地价重心的迁移。     

工业用地出让、产业选择与城市空气质量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传统“以地谋发展”的粗放增长模式弊端渐显,不仅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也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发展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以地谋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在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区域影响和区域效应,但现有文献缺乏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5—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用地出让对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扩张显著降低了城市空气质量,且这一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对城市空气质量具有差异性影响,地方政府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规模越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越差。③ 产业选择可能是工业用地出让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内在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将工业用地供给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城市空气质量变差。本研究从产业选择机制的角度试图解释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内在机理,是对现有文献的拓展和补充,也可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5A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效应探讨

近年来,中国5A级景区的数量增长很快,各地方政府为之投入了大量资源。5A级景区分布越来越不均衡,其增长有向社会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采用通径分析法并借助SAS 9.3的TSCSREG程序,对2007年获评的第1批5A级景区所在地城市进行投资拉动、消费拉动的经济效应分析。5A级景区建设引致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人均GDP的效率较低;同时,5A级景区的旅游收入转化为人均GDP的能力稍显不足,在消费驱动方面对人均GDP的影响有限。因此,应当适当调节5A级景区资格的分配,加强旅游产业的深化,让旅游产业从"交费"走向消费,谨慎对5A级景区的投资。     

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对比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理清城市相互关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广东省为例,采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探析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稳步提升,研究区域经济格局也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但“核心-边缘”格局均未明显改变。② 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但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江三角洲空间溢出效应更强。③ 进一步的分解、对比表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差异,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为时间上的逐渐增强、空间上的核心区更强。基于距离变动的分析发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倒U”型趋势。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研究区域城市间相互关系,也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合理引导城市群扩容等提供前瞻性参考。     

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资本测度,以私有产权企业就业人数、专利授权量为创业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从县域、省域2个层面分析1990-2010年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区域文化资本具有动态变化性,呈现不断提升趋势;②文化资本区域差异明显,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格局特征;③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其影响在省域层面强于县域层面,文化资本的经济效应表现出层次性;④包含"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影响尤为明显,江苏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土地运营？***——来自长三角的政策效果检验

利用2007—2018年长三角地区所有经历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县为研究范围,以被调整区的土地出让微观交易数据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在控制城市经济特征及地块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结果表明：1）与未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相比,被调整区以更低价格（降低14.6%）出让更多数量（面积增加61.5%）的工业用地来实现“土地引资”;以更高的价格出让商服用地（提高13.3%）和住宅用地（提高6.9%）,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总金额增加25%）来达到“土地财政”目的,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加强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2）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施后的前5年拉升地价显著,5年后政策效应则不显著,表明土地运营强化具有短期时间效应。3）不同类型的区划调整因区域融合难易程度不同,拉升地价的程度也具有差异性,与“市辖区合并”和“市辖区范围调整”相比,“撤市（县）设区”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更低。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nd the impact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in China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ｌｙｍｉｘｅｄ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ｒｕ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Ａ...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中山市的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