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如何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基于规模与技术视角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中国的土地财政体现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发展模式。考虑到土地财政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的特征,本文将土地利用效率分解为土地规模效率和土地技术效率,并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影响机理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土地财政与土地规模效率之间具有“倒U型”特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土地财政对土地规模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由促转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长期效应较之短期更明显。② 土地财政与土地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土地财政对土地技术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由抑转促”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是财政科技支出所致,尤其是长期效应较之短期更明显。③ 房地产投资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规模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技术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产业结构升级在土地财政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以上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财政收支、加强土地产权保护、健全官员长效考核制度、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消化房地产过度繁荣带来的发展压力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