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时空分布及组态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中2 217条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案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季节强度指数对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事件的组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 2010-2019年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分布存在空间相关性与区域集聚性,但在2016年以后空间集聚性减弱。2）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东侧,并呈现总量逐年下降、高发区域不断缩减的趋势,各地区盗抢事件分布存在季节差异性和空间流动性特征,“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昼夜24 h内呈现“驼峰”型变化趋势,存在时段集中性与省域差异性分布规律。3）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是多重因素并发的结果,5种前因组态路径构成盗抢事件发生的充分条件,地方风险因素、旅游集聚因素以及社会控制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形成中国“两抢一盗”事件的空间分异格局,旅游依托型的偏远省份和人口密度较高的旅游大省是组态因素引致“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代表性区域。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街道“两抢一盗”犯罪的时空规律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抢一盗"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并剖析街道环境与犯罪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生活、工作的作息周期相关,街道空间使用频率高的时段犯罪相对高发;犯罪的昼夜分布差别与地区岗位、商业场所等环境的空间分布有关;2)在案发部位分布上,各部位的案件构成受到人流活动强度、自然监视的力度及逃逸便捷程度的影响;3)在宏观地理分布上,盗窃案件在浦东新区内以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一带为核心呈自西向东圈层递减分布,而"两抢"案件的高发区呈带状和点状分布的格局,较为分散在市区与镇区的各居民集中区附近;4)回归分析表明,交叉口是影响盗窃和"两抢"案件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交叉口数量及密度均分别对"两抢"和盗窃量有正向影响。最后以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警区层面的数据,以长春市为例,选取城市中典型的"两抢两盗"(抢劫、抢夺、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不同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几类犯罪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各类犯罪均表现出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抢劫、抢夺和机动车盗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之显著关联的影响因子,而入室盗窃则未能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基于相关结论,提出了犯罪地理研究对城市管理几点启示。     

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及社会解组的调节作用——兼论街道眼理论与防卫空间理论的适用性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匹配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影响的对比分析——以ZG市ZH半岛为例

社区环境的基本属性是影响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类犯罪相似的空间形态受社区环境哪些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如何未探寻及验证。因此,本文结合日常活动理论、CPTED理论、可防卫空间等理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ZG市ZH半岛为例,融合多源异构时空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社区尺度下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 ZH半岛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即在建成环境背景下,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而室外盗窃的影响因素较为分散;② 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对两类犯罪的影响及作用力存在着相对的共性和差异性,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青少年人口比重（+）、公交站点密度（-）以及到主中心的距离（-）对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发生都有显著的影响,且作用力方向一致;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密度（-）、零售商业密度（+）和餐饮住宿密度（+）是影响室外盗窃发生的主要因子,而居民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入室盗窃的发生。研究结果的引申,可为社区层面的入室盗窃和室外盗窃的联合防控提供一些参考。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乡镇尺度的中国25省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尺度特征,精细尺度的人口分布是当前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乡镇（街道）是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开发布的最小行政单元,乡镇级人口密度计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更客观、精细地刻画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态势,为促进中国人口的合理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本文收集处理了2000年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行政边界数据,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人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采用Lorenz曲线、空间分析及样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疏密结构、空间集聚性、纬向和经向规律。利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分省探究了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夜间灯光指数表征）等4个因素对于乡镇级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能够有效区分出县域内部的人口密度高低差异,整体不均衡性高于基于县级平均人口密度的研究结果;②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总体规律是西北稀疏东南密集,同时,东南密中有疏,西北疏中有密;③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经纬向规律变异较大,既受中国三级阶梯地貌大势的影响,也受局部微地形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并和海岸线、交通枢纽及大江大河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④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夜间灯光指数等显著相关,省级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56、0.28、0.61、0.69。⑤ 在乡镇尺度上,地形条件及区域发展水平对辽、吉、京、津、沪、冀、豫、陕、晋、鲁、皖、苏、湘、鄂、赣、浙、闽、粤、琼等省份的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决定作用。⑥ 对于藏、青、蒙、滇、黔等5省或自治区,需要引入更多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来解释其人口分布的特殊规律。本研究扩充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尺度和维度,并引入了新的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所构建的覆盖中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人口分布科学数据集丰富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2000年本底数据资源。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分布环境

结合空间组构与环境犯罪学,初步建构基于空间句法的犯罪分布环境阐释理论。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域,以立案判决的2013年盗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案件分布地点为数据源,以典型犯罪空间为实证研究对象,解读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现象的分布环境。宏观尺度下,空间组构自发涌现的城市节点容易成为犯罪吸引场,与犯罪热点区分布形成密切关系;节点可达性衔接宏微观空间,影响犯罪人到达、逃逸犯罪地点成本的大小以及犯罪失败风险的高低;微观尺度上,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割裂形成的“空间缝隙”为犯罪人的空间探索创造了可能,空间的高集成度与空间使用者的单一化强化了犯罪集聚;空间拓扑深度则通过塑造社区人流的社会结构与领域感影响犯罪的空间防卫。空间句法为分析犯罪人的滋生环境、犯罪动机的刺激环境、犯罪人“到达”、“实施”、“逃逸”的活动环境以及防卫犯罪活动的约束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案件热点时空模式

选取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作为研究区域,以岛上2006-2011 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 起） 作为研究对象,将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宏观和局部微观两个尺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对岛上的街头抢劫案件按年、月和小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2007 年开始的严打使案件数量逐年减少,直到2010 年才略有回升;春节期间（二月前后） 的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晚上22:00-23:00 期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其次,利用Kernel 密度方法对研究区街头抢劫犯罪的宏观空间分布进行整体的辨别,剥离出犯罪热点空间分布,分析热点与道路网和土地利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热点多分布于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方。最后,选出4 个最主要的热点从微观尺度进行分析,PAI 指数表明这4 个热点在时间上是稳定的,从2006 年到2011 年一直存在。依据“热点时空类型矩阵”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模式,将这4 个稳定热点归类到不同微观时空模式,并对每类模式下的街头抢劫犯罪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以便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土地利用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分异模式：以H市为例

选取H市中心城区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地理加权泊松回归GWPR模型,探讨不同性质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各类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位于中心区外围的传统居住区和部分新建社区等居住用地对街头抢劫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对街头抢劫的影响总体上显著性不强,但与其中的商业设施点类型密切相关,独栋高层的商业综合体会使犯罪数量下降,而临街商铺形式的商业设施点则是犯罪高发区域;工业用地仅对老城区的街头抢劫产生正向影响;公园绿地总体上与街头抢劫案件呈负相关性,但城市开敞绿地多的地方案件数量也较多;交通设施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则受到交通设施、道路等级、路网形态的影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模式与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对每个功能分区根据其街头抢劫发生的主导因素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导则。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加拿大爱得蒙顿市犯罪问题的地理研究*

运用GIS技术和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加拿大爱得蒙顿市各类犯罪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发现：城市犯罪分布的空间差异异常明显,城市内部存在少数极端的犯罪高发区;犯罪的空间分布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表现为距城市中心越近的地区犯罪发生密度越高,距城市中心越远的地区犯罪密度越低;犯罪发生密度与居住人口密度成正相关,即居住人口密度越高,越容易诱发犯罪,但不同类型的犯罪与居住人口密度的关联程度不一样;不同用地性质的区域犯罪发生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各类用地中,商业区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区。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Bus Transit with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transit and crime has been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for decades. Compared to rail systems, limited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bus transit and its surrounding robbery influence. In particular, most of th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ither all types of robbery as a whole or street robbery only.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have distinc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former occurs on the street, whereas the latter occurs not on the street but at indoor places or in (semi)public areas. Therefore, they might have different proximity to bus transit. Furthermore, as bus transit is not operated twenty-four hours a day, it is questionable to connect bus transit with robbery when bus transit is not in service. This study use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modeling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to discover how their relations with bus transit vary in space and time.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decrease as the distance from bus stops increases. Compared to off-street robbery, street robbery is inclined to occur on the street without bus routes and during nonservice hours, respectivel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eference of street robbery is related to the excess of suitable targets over capable guardians away from bus routes and when bus transit is not in operation, whereas off-street robbery is connected with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ttractions along bus routes and people's frequent activities at these places during transit service hours.     

Concentrations of railway metal theft and the locations of scrap-metal dealers

Metal theft has become a substantial crime problem in many areas. In response, several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scrap-metal recycling yard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use of the market reduction approach (MRA) in preventing metal theft.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test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of the MRA that the presence of a market for stolen property (in this case provided by scrap yards) drives thefts in a local area. This study tested for a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ocations of scrap yards and those of metal thefts. The density of industry, local burglary rate and road-accessibility of an area were controlled for. Metal thefts from railway lines in England were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common in areas with more scrap-metal yards, high road accessibility and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use of the MRA in relation to metal theft.     

武汉都市圈路网空间通达性分析

以武汉都市圈为例.通过距离算法、拓扑算法和空间句法模型,构建系列通达性数理模型.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路网发育的空间结构性规律:武汉都市圈路网整体发育水平和通达性格局保持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空间差异显著;通达性遵循距离衰减律,空间收敛整体效应明显.呈现三大等级圈层和"中心-外围"结构:高等级路网发育不均衡.引起时空距离通达性圈发生"摄动"变形,呈西北-东南向倾斜的"Y"字形结构:拓扑连接等通达性圈更是出现"破碎化",交通轴线网络呈"轴一辐"式和"鱼骨刺"状空间伸展序:同时,路网发育的等级差异性也导致整个网络伺服效率和应对"拥堵"能力的低下,并形成沿长江东西向、沿京广南北向两条带状集成核.成为整个路网的第一等级交通轴线,控制整个都市圈网络连接性,强化交通轴线交汇处-武汉市的中心性优势:路网通达性这种等级空间格局与圈域城镇体系、交通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等级路网发育水平,表现出复杂的共轭协调关系.     

珠江三角洲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与人口变化关系

基于1988年、1998年、2008年陆路交通网络数据,借助GIS软件,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交通网络通达性空间格局的变化,并采用GAM模型,定量分析了1980～2009年期间陆路交通网络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公路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以穗-莞-深一线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铁路交通通达性空间格局以广佛地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陆路交通网络发展主要受公路网络的影响,铁路在整个交通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较弱;各阶段通达性提高幅度差异较大,存在递减效应,第一阶段(1988～1998年)通达性提高较第二阶段(1998～2008年)更为显著;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与人口变化关系具有差异性,公路交通对人口变化的作用显著,三个时段内其对人口变化的解释贡献率分别为11.56%、48.07%、44.92%,铁路与人口变化的关系较为薄弱,但在1990年以后,随着铁路网络扩展以及铁路运输服务水平的提高,其与人口变化的关系逐步增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路网空间通达性研究

通达性被认为是评价交通网络的方法中一项综合的、直观的评价指标,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城市规划、区域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等多种领域。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陆域范围为研究区,通过运用空间句法模型和网络分析算法,获取路网集成度和等时圈数据并进行GIS可视化表达,定量分析研究区路网发育的空间结构性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蓝色经济区内路网体系发育较为成熟,路网线段集聚明显;线段式空间分布格局呈“点-轴”状发散,轴线式空间分布格局呈“干-枝”状发散,形成了区域内部的核心圈与外围圈的互连互通;②城镇区域可达性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中心性和周边路网发达程度,而青岛市和潍坊市位于区域的核心位置,通达性好且对整个区域路网的控制作用较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