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以DP半岛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城市犯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安定与繁荣,深入研究城市犯罪的空间影响因素对于未来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H市DP半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373起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将研究区域网格划分为233个样本单元,以核密度处理方式将原始案件点转化为每个格网单元的犯罪强度(密度)作为因变量,结合"日常活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选取微观空间因素作为自变量,最终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案件发生强度的空间异质性现象。研究表明:公交站点个数变量、交叉口个数变量、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变量与最近出岛口距离变量,对街头抢劫发生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现象,尤其是公交站点个数变量在GWR模型中表现出随空间位置的不同呈现显著的正负两种影响效果。警务部门可以参照该结果针对不同局部区域的高影响微观空间因素进行重点防控,提高警务效率,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抑制街头抢劫犯罪的发生。     

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案件热点时空模式

选取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作为研究区域,以岛上2006-2011 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 起） 作为研究对象,将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宏观和局部微观两个尺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对岛上的街头抢劫案件按年、月和小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2007 年开始的严打使案件数量逐年减少,直到2010 年才略有回升;春节期间（二月前后） 的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晚上22:00-23:00 期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其次,利用Kernel 密度方法对研究区街头抢劫犯罪的宏观空间分布进行整体的辨别,剥离出犯罪热点空间分布,分析热点与道路网和土地利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热点多分布于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方。最后,选出4 个最主要的热点从微观尺度进行分析,PAI 指数表明这4 个热点在时间上是稳定的,从2006 年到2011 年一直存在。依据“热点时空类型矩阵”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模式,将这4 个稳定热点归类到不同微观时空模式,并对每类模式下的街头抢劫犯罪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以便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DP半岛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模式

以往研究已经证实某些特定的犯罪类型(如入室盗窃、枪击案件)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但是街头抢劫案件是否也同样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则很少被关注。以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为研究区域,探索岛上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对象为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起)。利用纳克斯检验(knox test)方法结合重复临近发生计算工具对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是否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现象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其一,研究区内的街头抢劫案件在多个空间—时间标度下存在着显著的临近重复发生现象。其二,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空间—时间标度内具有临近重复发生现象的案件,研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年际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前案件点"在空间分布呈现集聚现象,具有集中分布在主干道区域、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较高区域以及道路通达性较高的区域三个特征。而针对"前案件点"进行防控切断"临近重复发生链",将减少54起案件的发生。2临近重复发生现象案件在年际分布上的波动变化与警务"严打"行动之间的动态联系,表明"严打"行动对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相比一般案件,临近重复发生案件的发生更加集中于午夜。     

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

本义利用中原某县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道路图、社区人口统计资料,以及10年的城区犯罪案例数据等,对该县城区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年份的犯罪数据进行了空间分析。对该县城区犯罪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该县城区的核心区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东关和西关较多,而边缘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②就所有犯罪案件在城区的空间分布看,犯罪密度空间分布具明显的分区特征,其中水口路、十字街和袁山市场是犯罪密度最高的区域;东关、西关以及城北新区是犯罪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边缘区的犯罪密度最低。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与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有关系;城市犯罪案件数与城市出行人数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城市犯罪空间分布模型,可以模拟与预测城市犯罪未来空间分布,从而使公安部门及时准确地作出防范措施。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基于POI的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客流的空间特征

城市轨道交通及其沿线土地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性和土地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关键需掌握轨道交通客流与土地功能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回归分析是研究二者关系的主要方法。既有研究对于土地利用的描述多基于用地面积等概略数据,难以揭示各类属性的用地对客流的影响机理及其空间效应。采用百度地图POI数据以刻画用地信息,提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吸引范围内用地功能的细粒度描述方法,基于全局常参数和局部变参数的回归模型研究车站早高峰出站客流与粗细粒度土地利用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空间效应。针对北京地铁的案例研究表明：车站出站客流与不同功能用地及POI的依赖程度和空间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早高峰出站客流更多地受到与就业通勤相关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影响。在细粒度层面上,出站客流对写字楼和政府机构的依赖性更大,二者显著分布在就业岗位密集的中心城区功能分区和城市核心区。基于细粒度POI的局部变参数模型能较好地识别各类土地利用对车站客流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案例研究表明车站客流与土地利用的依赖关系是各类属性功能用地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的叠加。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格局与机制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功能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与扩散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中心地的演变特征。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利用城市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数据资源,借助GIS软件,采用核密度、斑块聚合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春市2003-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的增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结构从“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到“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空间格局从“大分散、小集中”到“大集中、小分散”;城市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机制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整体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地级以上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根据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比较法、模型法和主成分法,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不同规模城市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的比例差距明显,而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的比例差异较小;②随城市规模增大,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比、道路广场用地的比例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以下简称《标准》)、《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以下简称《规范》)的程度呈上升趋势;③居住用地比例超出《标准》上限城市较多,且城市规模越小,超标比例越高;④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低,而中小城市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偏高;⑤特大城市中工业用地比例超标城市数量较多,而中小城市低于《标准》下限的较多;⑥随城市规模增大,道路广场用地比例低于《标准》下限的城市所占比例降低;⑦地级以上城市中至少有1/3城市绿地比例不及《标准》下限;⑧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利用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类型越齐全,且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高的城市呈集聚状,呈现"群"状特点,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递增,但优势度趋减;⑨经济因素、产业结构、交通设施水平和城市人口是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次序不同。     

1910-2010 年沈阳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为研究沈阳市100 年来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和规律, 以多时相、多来源的历史数据为基础, 将1910-2010 年期间按特殊历史时期划分为5 个研究阶段, 利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空间分析方法, 分析100 年来沈阳城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结构、相互转移和空间分布特征, 结果表明:100 年间居住用地增加了118.81 km²、工商业用地增加了148.21 km²、交通运输用地增加了130.97 km², 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而公用事业、绿地和其他用地总体上升比较平缓;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结构有明显差异, 而居住用地一直占主导地位平均占32.36%, 建国后比例有所下降, 工商业用地比例明显上升平均占为25.17%;另外, 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况分为转移、转入和不变3 部分, 其中, 非建设用地向各类型用地的转入比例最大,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用地自身不变部分比例最大, 而向居住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的转移量最大。随时间的推移居住用地在城市的中心区域比例逐渐降低, 在城市的次中心比例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工商业用地在从内向外的比例逐渐增加, 外部比例最高。公用事业用地在空间上逐渐向外衰减, 城市中心公用事业用地比例较大。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Bus Transit with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transit and crime has been extensively investigated for decades. Compared to rail systems, limited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bus transit and its surrounding robbery influence. In particular, most of th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ither all types of robbery as a whole or street robbery only.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have distinc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former occurs on the street, whereas the latter occurs not on the street but at indoor places or in (semi)public areas. Therefore, they might have different proximity to bus transit. Furthermore, as bus transit is not operated twenty-four hours a day, it is questionable to connect bus transit with robbery when bus transit is not in service. This study use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modeling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to discover how their relations with bus transit vary in space and time.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street and off-street robberies decrease as the distance from bus stops increases. Compared to off-street robbery, street robbery is inclined to occur on the street without bus routes and during nonservice hours, respectivel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eference of street robbery is related to the excess of suitable targets over capable guardians away from bus routes and when bus transit is not in operation, whereas off-street robbery is connected with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ttractions along bus routes and people's frequent activities at these places during transit service hours.     

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市、淮北市4次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对案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进程进行可视化表达和计量分析,揭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特征。通过对不同时点、不同用地类型的叠置分析,基于城市主要用地类型间的置换规模、频度、广度、强度及空间邻近关系,总结出商—居置换重构、商—工置换重构、居—工置换重构、工—居置换重构4种空间重构模式。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以商—居置换重构和居—工置换重构为主,其空间置换面积大、频率高。最后,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演替、体制改革、城市化、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6个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是一种自我修复过程。     

微观尺度下毒品犯罪时空分布及成因分析——以SZ市NH、DM街道为例

毒品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犯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对毒品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较少从微观尺度对毒品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论文以SZ市NH、DM街道内社区为例,基于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时空扫描识别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结合用地类型、动态人流量等数据定量分析毒品犯罪案件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① 毒品犯罪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地区,且城中村的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的起始时间较商业发达地区更早,影响范围也更大;② 毒品犯罪在不同用地类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住宿旅游娱乐”“商业百货批发零售”“餐饮经营服务品牌”3类用地类型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相关性;③ 人流量高热区的面积占比与毒品犯罪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高热区面积占比大于5%或为0时,能够抑制毒品犯罪的发生;高热区面积占比在0~5%之间,能够促进毒品犯罪的发生。     

顾及时间效应的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但以往研究侧重考虑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缺乏研究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检验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的影响,并尝试验证其时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周围人口与视频监控对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均存在显著负影响,但两者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即它们均能抑制街头抢劫的发生,但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大于视频监控的威慑作用;② 在周内日变化上,周围人口和视频监控的监护作用具有时间平稳性;但在日内时变化上,周围人口的影响呈现出时间波动性,而视频监控的影响却保持时间稳定特性。研究结果对警务防控和犯罪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开展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防控效果的实验评估,并对其布设位置进行动态优化与调整;② 在城市规划或城市更新时安排适量的混合功能用地,以在规划或管理上加强对周围人口的适度调节;③ 未来时间效应研究应重点关注日变化规律。     

1947- 2000 年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

基于1947-2000 年9 个时相的上海土地利用遥感调查GIS 数据集, 从土地利用层面对 50 多年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居住用地扩展与构成的数 量变化特征, 然后采用地理形态分析法划分各时期居住区类型, 并分别从街区与城市两个尺 度对居住区演变进行分析: 在街区尺度下, 以聚类特征表研究居住区的类型变化以及内部土 地利用构成变化; 在城市区域尺度下, 分析不同时期居住区的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工业用地、 市政商服用地对居住区空间格局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由简单的 组团加圈层结构向复杂的扇形、圈层和组团综合模式演变。其中以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为界, 前期以外围住宅新村圈层扩展与和内部居住区不断被非居住用地侵入形成用地混 合居住区为特征, 后期以外围商品住宅指状扩展和内部旧城更新相结合为特征。     

H市城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

以Walk Score、CGT模型为测度,用Pearson相关系数、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H市城区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H市城区可步行性对两抢一盗警情的影响可能以正相关作用为主,可步行性越好,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可能越高。② 步行环境对于两抢一盗警情案发次数和嫌疑人居住地概率的影响可能均有空间异质性。在不同区域步行环境对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的影响各异。主要交通枢纽站及交通干道沿线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也较高。具有较健全的安保系统,且对人员出入进行控制的高级酒店、商厦、旅游景区等区域步行环境较好,模型结果显示两抢一盗案发次数与嫌疑人居住概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