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演进历程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演进及格局,探讨了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制。研究认为,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经历了内陆分散布局、沿海局部快速集聚及沿海全面加速扩张三个阶段。经过60年发展,中国已形成了“十大石化产业基地”.原材料、市场和政策因素是影响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三大主导因素,各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在石化产业发展的早期,原材料是影响石化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在此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石化产业主要布局在原油丰富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成为影响石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主导因素,中国石化产业开始向沿海局部地区布局。2000年以来,在原材料、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驱动下,石化产业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沿海石化产业带初步形成,无序扩张态势初现端倪。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     

基于全球通道与本地蜂鸣的张江IC产业集群演化

产业集群演化是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其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并不相同.通过调研访谈张江高科技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及相关机构,分析了产业集群的不同阶段特征和发展轨迹,发现产业集群主要驱动因素由全球通道向本地蜂鸣转变、产业集群由外生向内生演变的发展轨迹.在产业集群孕育期,跨国公司入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产业集群形成期,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技术社区是与外界联系的两种全球通道,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集群成熟期,全球通道的作用相对下降,本地蜂鸣、创新环境和区域品牌等内生因素作用凸显.为了防止产业集群锁定和衰退,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同时注重本地蜂鸣和全球通道建设.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院历程尧特征与影响因素

院论文分析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历程、特征与影响因素,这对于推进中国风电产业政策升级和提升政策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扼要刻画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了美国风电产业的政策框架;考察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并进行了阶段划分,探讨了风电产业萌芽示范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增长期和优化增长期等阶段的政策背景、内容和绩效.基于对演进历程的系统回顾,提出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四大特征,并揭示了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在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各影响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 类。各类因子对农村聚居的作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3 种驱动因素的作用形成了3 条典型驱动路径,即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的突变性偶然路径。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4 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研究进展与展望

石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石化产业空间组织是产业部门地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必要考察其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向.在厘清石化产业空间组织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区位因子及作用机制、空间组织模式、跨国石油公司和石化产业集群等4个方面,回顾了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相关研究及最新进展,并...     

历史地理视角下丝绸之路空间格局及影响研究

已有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已逐步引起了学界对历史文化资源于今日发展影响的关注,然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依托和出发点,丝绸之路相关量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丝绸之路是当代中国理解全球的关键。运用OLS、Logistic回归等手段,定量探讨了丝绸之路路线的形成动因以及其对历史及当代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分布总体处于波动状态,在以罗马、长安、大都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起始点以及撒马尔罕、塔什干为代表的内线重要中转枢纽处密度数值大幅提高。② 作为商业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路线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地理因子,主要倾向于低坡度、高起伏度的地区,这一点在中亚复杂山地地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③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对当时社会经济、城市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同距最近海岸距离、纬度、历史文明指数等指标一道构成了古代城市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④ 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对今日经济的发展仍起着难以否认的支撑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每增加1%,所在区域夜间灯光指数增加0.373。本文通过横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的探索能够很好地提供差异化理论视角和技术手段助益,为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启发作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相关理论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证明。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历程、特征与影响因素

论文分析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历程、特征与影响因素,这对于推进中国风电产业政策升级和提升政策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扼要刻画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了美国风电产业的政策框架;考察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并进行了阶段划分,探讨了风电产业萌芽示范期、缓慢发展期、快速增长期和优化增长期等阶段的政策背景、内容和绩效。基于对演进历程的系统回顾,提出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四大特征,并揭示了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特征及其机理分析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表观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分能源品种和分行业类型的碳排放总量核算,利用基于IDA理论和Kaya恒等式的LMDI模型对碳排放总量变化进行多要素的分解分析,在解析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同时,进一步纳入人口结构性因素、产业结构性因素和能源结构性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对其2003—2013年产业活动和居民消费2个部门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影响因子在2003—2005、2005—2010和2010—2013年3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广州市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前期以煤炭为主,近年来以石油为主,同时外购电力对广州市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影响显著。2）各影响因子对广州市碳排放总量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3个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措施和政策背景对于各个影响因子的碳排放效应影响显著。3）总体分析,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工业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是遏制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收入效应是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遏制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地缘政治研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地缘政治理论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其主要思想家所代表的具有特定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关切的影响,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倾向"。在西方现存的三大地缘政治思想传统中,尤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最大。这一思想传统的主体由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构成,主要反映了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性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利益诉求。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Global Human Settlements

In recent decades,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pop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area of human settlements across the globe. The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s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huma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hang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aster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In the current paper, we integrate data products provid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with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trends of global human settlements under vary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from 1990 to 2014.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on the global scale, human settlements are generally distributed in Europe,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the Gulf Coast and the coast of Oceania, with most of them distributed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oastal areas. Global human settlements have continued to grow over the past 25 years, mainly in East Asia,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ea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slightly reduced.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s affected by climate, water and terrain conditions. Human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settled in temperate regions with wetter climates, and most of the human settlements are located within 500 km of the coastline and 30 km of land-based water sources. Our results can provide insights into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its connections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建设及对河南的启示

综合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建设及其成功的经验,可以看出,尽管各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不同,但就其环境体系模式而言,不外乎3种。其一是美国模式,即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完成技术创新,政府主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二是日本模式,即政府直接介入技术创新活动,并制定专门的科技发展政策,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适时调整政策,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开发,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其三是以英、法、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其科技发展政策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计划,加强对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协调和管理。最后,在分析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省的一些启示。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全球COVID-19疫苗开发流通与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基于全球转移的乐器制造业价值链空间分布——以钢琴制造业为例

作为一个发展成熟的全球性产业,乐器制造业也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演变。鉴于作为乐器之王的钢琴在乐器中的地位,本文以钢琴为例,研究全球乐器产业的转移及价值活动分布。研究认为,钢琴制造业了5次全球转移,即西欧内部的转移、由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由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转移、由日本向东亚的转移和由韩国向东亚的转移,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价值分布格局,即全球钢琴制造业价值量分布整体上呈现阶梯状分布的格局,以欧美为第一阶梯,日本和韩国为第二阶梯,中国为第三阶梯。在研发、核心产品设计及品牌等的核心竞争力上表现更是如此。基于上述研究,论文最后对我国的乐器制造业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     

全球整车及其零部件贸易格局演化特征

以汽车产业为例,采用中心性、E-I指数和核心-边缘模型等网络分析方法,分析2003~2013年间,全球整车及零部件贸易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整车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全球化程度和区域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贸易全球化特征相对更明显;② 整车贸易网络核心一直为德、日、美3国,零部件贸易网络核心则由美、日变为中、德;亚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以中国为核心迅速发展,欧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重心向东欧和南欧转移明显;③ 发动机系统组件贸易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集中,电子电器组件贸易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附加值低的轮胎和内胎组件贸易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分散。     

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在肆虐全球。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大流行时期保持医药卫生健康领域正常流通的特需药品贸易是抗击疫情的关键。然而,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出口管制已经使得以往的全球药品贸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大流行期间被刻画的更加清晰。本文通过梳理2000—2018年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了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各国（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变动,特别是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发现：① 产业结构上,以疫苗产品为主的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正向以疫苗、含抗生素药品为主演化。两类药品出口都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则主要出口抗生素。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网络是一典型的“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网络核心由美国逐步转向西欧国家。网络社团逐步聚拢,中国逐步脱离美国社团,向以德国、比利时为代表的西欧社团靠拢,并且在网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进出口贸易格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形成欧洲主导、美国衰落、亚洲兴起的发展态势。④ 在抗病毒药品贸易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步加深,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较低。     

近五十年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

目前,以技术革命为引擎的全球化过程促使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多次阶段性转变,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国际化的助推下迅速崛起,使全球格局逐步向多极化发展。本文以份额变动规律为主要线索,在历史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总量、分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在区域、国家等多个空间尺度上进行动态比较分析,并对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进行归纳和整理,初步认为：第一,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在最近五十年间呈现从传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向“多极”世界演变,单中心集聚程度明显降低,区域间呈现优势分散化、差异缩小化的特点;第二,全球制造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与以经济总量度量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且前者幅度更加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球各区域服务业份额的分布变化特征及趋势与各国经济总量份额的变化较为相似,同样是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从不同区域来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受到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的推进,欧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步降低主要受到其服务业衰落的影响,北美地区在制造业占全球份额略有走低的情况下仍保持经济总量比重的基本稳定,这主要源于北美服务业持续稳定的强大实力。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一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