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石化产业的演进历程尧机制及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全球石化产业的演进历程及特征,探讨了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制,归纳总结了全球石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研究认为,全球石化产业经历了萌芽阶段、美国独霸阶段、西欧追赶阶段和生产全球扩散阶段4大发展阶段,技术、原材料、市场、跨国公司、政策等因子是影响全球石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全球石化产业呈现出三种发展模式:以美欧等核心经济体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推动型”、以拉美和东亚地区为代表的“进口替代型”和以中东北非地区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     

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同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本文主要结合德国德累斯顿区域和美国阿克伦城市群从锈带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剖析其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路径特征,总结其经验启示。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过程,德累斯顿区域和阿克伦城市群均持续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建立区域转型发展的磁极,本地蜂鸣与全球网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采用以主体多元化、领域跨界化、结构扁平化、组织开放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创新组织模式,有效推动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空间组织形态兼顾本区域的地理空间集聚和跨区域的集群间协作;集群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在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网络、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以及本地-全球互动网络构建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织网人”作用。建议我国资源型经济区域全面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集群策动战略,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以本地根植性为聚集核,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导向,制定区域经济转型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径,同时加快建立集群组织、联盟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通过其“织网人”和“粘合剂”作用推动构建本地技术创新网络和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推进区域发展路径的演化与转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是多种关系集聚作用的过程,而现代农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全球背景下的前后联系,因此研究地方与全球联系下的农业集群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群创新联系的作用通道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集群地方联系包含强关系的本地企业网络和弱关系的官产学研网络,其中本地企业网络集聚现象较突出,企业间联系紧密,两关系网络中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均具有较强控制作用;② 全球通道作为集群外部弱联系,网络联系密度较低,其网络整体显示出结构洞特征,且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对海外异质性资源表现出较强控制性。在测度集群创新溢出效应方面,空间误差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优,其中集群本地企业联系、企业间空间邻近、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均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机理分析表明,地方联系和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强弱关系互动是异质性创新资源扩散、吸收与利用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下的顺德家电产业集群升级

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指导,分析顺德家电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内部组织结构、产业链结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基本特征,研究其升级过程,认为顺德家电产业集群正面临功能升级的阶段;通过深入分析影响其产业集群升级的本地大企业、地方政府、本地创新能力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并将这四大因素归纳出与波特"钻石体系"相类似的结构体系,提出未来顺德家电产业集群升级应重点加强本地创新能力的建设,以期为其它区域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案例借鉴与政策建议.     

融入演化路径的集群政策研究

集群政策是产业政策在集群层面上的集合,是促进集群提升的重要手段.因此,探索适宜的集群政策成为长期以来集群研究的重点目的之一.作者认为,由于企业集群的发展路径、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不同,引发了弹性实施集群政策的思考.从分析集群演化规律入手,首先按照集聚力不同的产生因素划分集群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集群发展将经历外生集聚力内生化、内生集聚力创新化这样的演化路径;分析在不同阶段集群中企业的主要行为模式和发展障碍;然后由此推断出不同发展阶段下对集群政策的需求,最后有的放矢地提出适合不同阶段的集群政策措施.     

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阶段与特征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运用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构建由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构成的创新网络结构模型,提出网络演化的分析框架,并对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过程、特征及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经历了萌芽（1980—1990年）、结网（1990—2000年）、成长（2000—2012年）和发展（2012—2018年）4个阶段。在萌芽期,企业间的生产和创新联系开始出现,集群创新网络初步建立;在结网期,大批量企业衍生加深了企业间的非正式联系,创新核心网络稳固发展;在成长期,政策及规划定位的调整重塑产业发展策略,创新联系增强,创新网络规模扩大;在发展期,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加强,龙头企业在牛仔服装生产上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突显,创新网络规模稳定。2）不同子网络在推动整体网络演化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在萌芽期,创新环境子网络直接诱发创新网络的形成;在结网期,创新环境网络与创新核心网络共同推动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成长期,创新支持网络是加速创新网络成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期,创新环境网络再次成为创新网络演化中的关键。3）从演化动力上看,内生和外生动力共同推动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集群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使得初期网络由全球力量主导,在本地形成规模后向国内扩张。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作为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共同推进整体网络的演化。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     

国际区域友好关系和企业全球化的知识管道构建

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模型解释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长期互动学习,逐步形成有利于企业全球化的重要知识俘获渠道。中小企业因自身能力和国际化经验的缺乏,往往会规避时间成本和风险,另辟蹊径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本文以浙江省和德国石荷州国际友好关系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和对利益相关人的深度访谈,对该关系框架下浙江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俘获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国际区域友好相关机构扮演着“知识守门员”角色,为双边中小型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准确的、高效的和定制化的信息。②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推动基于政府担保的、多方参与的“全球蜂鸣”空间形成,使得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社会、认知和组织临近,以此俘获“走出去”的关键知识;③国际区域友好关系为两地搭建一种新型的“全球管道”,有利于形成面向“精准全球化”的动态蜂鸣社群。本研究强调：地方政府主导的国际区域友好关系是中小企业“全球管道”构建的重要制度平台,这种“全球蜂鸣-全球管道”知识动态模式是对传统“本地蜂鸣-全球管道”概念的重要补充。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