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分析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4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Multilevel p2模型方法,分析GMS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结构、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GMS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呈"核心-边缘"分布的三级圈层结构,各层级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空间经济联系程度比较松散。同时,GMS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程度还受单个城市经济、资源集聚效应的影响,而城市间要素的扩散效应影响尚不显著。随着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GMS城市群空间经济网络正迅速形成与拓展,中心城市的增加与城市之间相互建立新的经济联系将显著增强该次区域空间经济关联度,未来强化产业支撑、拓展通道建设、完善合作机制是加深GMS城市空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以郑州与泉州市为例

采用经济实力分析、基尼系数和区位商的方法,对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的"狼群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各县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产业、部门各具优势,并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不仅能够避免极化理论的缺陷,而且能够增强区域的整体实力和竟争力.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这种区域发展策略,有利于减小地区差距,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农民的就近就地非农转化,而且能够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发展模式为当前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树立了典范.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哈大齐工业走廊工业分工及其经济联系研究

为了解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主要节点城市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的工业分工合作与经济联系,运用比较优势系数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三市16个主要工业行业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其分工合作情况进行探讨。同时借鉴引力模型对三市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经济联系度进行了测算,发现三市经济联系度与彼此之间工业经济的悬殊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大—齐"轴线是工业走廊发展的"短边",应发展杜尔伯特蒙作为"大—齐"之间的二级节点城市,以加强"大—齐"之间工业经济的联动,增强三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区际互动和工业经济的协同发展。     

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联动效应——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福建省石狮市中心城区为例,利用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分析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的分布特征及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探索对城市聚类空间分异研究的新途径。结果表明：(1)研究区开发强度具有“圈层+轴线”分布特征,沿商业用地呈轴线明晰的高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中—高—中—低”圈层分布明晰,空间分布不均,沿商业用地和商住混合用地形成了具有带动城市活力的商业环带。(2)地块的区位条件、用地功能等是城市开发强度、整合度和城市活力之间联动效应的决定因素,解析三者之间联动效应的内在机制可以将研究区精确划定为9个聚类空间分异类型。这种联动效应的应用可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控和城市问题的生态治理。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特征

基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扩展运用,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模型与跨区域产业联动模型(包括区域间引力模型、产业间引力模型、跨区域各产业间联动模型),从具体产业角度探索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的特征。研究发现:(1)在区域产业分工方面: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是静态比较优势产业较多的区域,而沿海及京津地区是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居多的地区,区域间产业梯度已经形成。(2)在跨区域产业联动方面:①区域间产业联动强度受经济地位及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沿海与内陆之间跨域产业联动性较弱;②1987～2002年间,各产业综合关联度发生显著变化,产业间关联强度逐渐增大;③跨区域产业联动具有明显邻域空间指向性,区域联动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尽管产业间横向联动与纵向联动相结合的混合型联动格局正在形成,但合作领域多集中于科技含量较低的能源原材料型产业与相关下游产业之间。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安徽省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

选取安徽省全部78个县级经济区域作为网络节点,采用修正后的1996年、2004年及2013年的经济联系强度反映节点之间的联系,运用GIS工具和社会网络、空间马尔科夫等方法分析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安徽省县际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县际经济联系逐渐多向化、稠密化、纵深化;② 合肥中心城区一直处于网络中心,经济扩散能力不断增强;③ 无为、怀远、肥东等县逐渐成为衔接地区经济联系的“门户节点”;④ 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具有分层集聚特征,基本上形成“四大八小”的空间格局;⑤ 影响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集聚与扩散、空间近邻作用、交通可达性改善、政策激励与引导。     

高铁开通、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选取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分析高铁开通对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对广东地区经济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不仅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广东各城市经济的融合与协同发展、优化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具有积极作用。广东地区间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形成、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映出虽然广东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地区间具有较好的经济、产业协作与联动,有助于广东整体经济发展。     

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浙江省县际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化分析

借助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对浙江省67个县市的空间联系及构成的经济联系网络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浙江省县际经济联系强度经历了由低水平的稳定波动阶段向较高水平的快速增长阶段的转变，经济联系首选地的选择由邻近地域指向逐渐转为中心城市指向和交通可达性指向；浙江省网络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已基本形成了多中心驱动的经济联系网络格局，网络整体较为松散但网络密度在逐渐增强；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杭州、宁波一直是浙江省主要的辐射源和扩散点，但这一核心地位正受到发达县域的挑战；经济联系强弱与自然条件优劣及经济发展程度相吻合，表现出明显的“东北-西南”地域分异特征。     

新疆区域经济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演变

以新疆15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流强度模型和引力模型,分析2010—2019年新疆辐射能力以及区域间的经济联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特征,为优化新疆区域经济网络结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 区域流强度整体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发展格局,10 a间平均提升率达60%,以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为首区域流强度相关指标增长最为显著,但中心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总体较弱。（2） 2019年新疆弱经济联系数量占比降至48.57%,低等级经济联系格局显著,逐步形成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克拉玛依市和石河子市为次中心的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10 a间经济联系整体略有增长,过程中虹吸效应远大于涓滴效应。（3） 网络中心势2019年达63.61%,整体中心性水平以极化效应为主,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凝聚子群内部成员不断发生变化,空间分割现象显著。新疆整体经济联系时空网络格局“核心-边缘”现象显著,呈现出“东北强、西南弱”的空间分布格局。     

中蒙地缘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蒙古多元平衡外交战略的实施,中蒙两国在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巩固的地缘政治助推地缘经济持续发展,2011年,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两国地缘经济的发展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世界大国对蒙古政治影响严重、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中方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困扰。依托于东北亚开发新的历史阶段,可以探索以边境口岸为基点,沿边开发开放带为轴线,拓展和转型升级中蒙跨境地缘经济体模式等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更加有效地将中蒙地缘政治关系上升到中蒙地缘经济关系。     

论海权与航空母舰时代的中国海军建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作为连接世界各大洲的媒介,海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国的海洋利益正不断遭到周边国家侵蚀。为保卫自身的海洋权益,中国必须发展自身的海权。发展海权的核心之一在于建设强大海军,中国现有的海军力量尚不足以担负起这个重任。为了满足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需要,中国海军必须在军种战略、编制体制、兵力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并在科学技术、军事训练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时空演化

利用全球新闻媒体数据库对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的事件关注度和事件影响力进行测算,刻画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的阶段演变特征,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不同阶段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网络特征及热点国家。研究发现：① 1991—2018年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演变划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2007年）平稳发展期,第二阶段（2008—2018年）跌宕发展期。中美及中国周边海洋国家间事件关注度总和及事件影响力总和逐渐提升,国家间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② 区域内不同阶段的突出热点国家由中美、中日和日韩朝逐渐演变为中美两国;③ 美国是中国同周边海洋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首要影响国家,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周边海洋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态势呈现出阶段式的影响特征。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中国与全球能源网络的互动逻辑与格局转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