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新区开发的管理模式与空间组织研究

基于对我国879个城市新区的统计比较,分析了我国目前存在的市场型、开发区型和政区型3种城市新区开发管理模式,以及行政区内部整合、跨行政区整合、开发区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开发区合署、行政区设立新区、新设行政新区等空间组织方式,并且不同的管理模式与空间组织形式存在着差异性、演化性和适用性的特点,城市新区的发展必须根据发展阶段、地域特征、功能形式等选择合适的组织管理形式.     

雄安新区:地理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雄安新区的设立被认为是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设立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相关研究重点集中在其战略意义及开发建设目标的一般性解读与探讨,有关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总体思路与面临的挑战还需深入分析与冷静思考。集中四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长期研究的地理学者就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城市发展定位、产业与土地利用规划、体制机制创新以及面临的行政与土地管理模式与生态保护等问题的观点与建议,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地理学者进一步深入思考,为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提供咨询与建议,为中国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完善进行新探索。     

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模式与动力机制

本文通过系统地评析国外不同学术派系对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模式、动力机制及管理政策的研究进展 ,指出其研究重点已从归纳空间演替模式深化到探究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与动力机制 ,从崇尚土地市场的自由运作转向对其进行精明管理。     

新城在英国规划中的作用

一、序言本文主要集中于解释英国新城规划获得声誉的基本原因,在此情况下特别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家在新城规划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评价等方面所作的贡献。虽然20世纪以前在世界许多团体中,有过许多对新居民点进行规划和开发的有力个别实例,但英国新城规划所不同的和在许多方面所表现的最重要特点是,它是公共政策的结果,而非私人的妄想。它不仅是借助于特别的行政安排而做出的官方公共政策,而且是下述更广义的概念的一部分:即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过去是、现在也是现代社会中政府作用的完全必要的部分。     

规划管理与部门协调的国际经验及其对“多规融合”的启示

从日本、美国、英国3个国家案例分析中总结出规划管理和部门协调的经验并探讨对中国"多规融合"实践的启示。日本的国土规划体系包含多类规划,但规划间关系明确,各部门交叉进行规划制定,并在规划实施中紧密配合。美国一般对规划不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各个城市和区域的规划实践比较多元,相关法律对于部门协调有明确的规定。同时,综合规划与城市投资计划、环境影响评估相协调,部分州通过城市增长管理来控制城市蔓延。英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比较单一,从中央到地方呈现二级或三级体系,由地方政府制定地方发展框架总领空间规划。结合国外经验的启示,从制度改革、法律保障、规划内容与实施三方面为国内"多规融合"实践提出建议。     

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探讨─—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在规划建设与管理现代化城市中，城市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地位的确立、城市规模结构及发展方向、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及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探讨。     

生态红线区管理:英国科研专用区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借鉴

作为关键生态保护区域边界线,生态红线划定当前已经上升为中国国家层面战略部署,然而当前生态红线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如何针对红线区域具体设计法规保障、制定管理规则、限定开发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鉴于英国已经较为成熟的科研专用区相关保护管理的历史经验,梳理和定位了英国科研专用区的3个发展阶段,探讨了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管理机制和实施保障的演变过程,总结英国科研专用区的规划与管理经验,提出了完善法律保障与规程规范、实施统一监管和区域统筹、并行生态补偿与保护自住、签订标准化管理协议、加强公众参与与研讨机制、提升资金保障与使用效率等对我国生态红线区管理与保障的有益借鉴。     

国外城市紧凑性研究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

紧凑城市的核心思想是土地集约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和改善交通。其被誉为能够限制城市无节制蔓延,减缓能源大量消耗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本研究对紧凑城市的认识误区、核心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从可持续性、城市交通、城市密度和生活质量四个方面完整介绍了西方国家对紧凑城市理念的研究,并对日本、英国、美国的紧凑城市规划实践案例进行了评述。最后提出中国城市应以更精明的土地增长方式推进城市规划与建设,实施切实有效的公共交通规划和政策,全面推行邻里与社区的发展规划。     

行政区划调整的边界建构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和应用

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探讨——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以广东市为例，对在规划建设与管理现代化城市中，城市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地位的确立、城市规划经济及发展方向，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及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探讨。     

国外防治城市病的规划应对思路与措施借鉴

城市病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普遍存在的难题。城市规划和管理是防治城市病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城市不堪重负;城市人口贫困失业、居住条件恶劣;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犯罪活动、政治腐败现象加剧;城市无序蔓延,发展失控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国外从城市规划和管理层面出发,进行了很多的尝试,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通过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治理城市病的规划应对思路,对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有很好的启发,今后应更新城市发展理念,加强城市规划编制的科学性与权威性,重视交通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引导,积极推进各项规划的协调与对接,缩短规划审批周期,严格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这些规划思路的落实,对于我国防治城市病,推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和城乡布局单幅总图的研制

研制人口与城乡布局是编制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之一,旨在促进人口及城乡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与“三区三线”相适应的人口和城乡布局,推进人口和城乡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成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方法。首先,总量控制,采用队列要素法、联合国法等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单元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其次,因地制宜,以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实现城乡人口空间化,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底图,核算现状超载和新增承载人口;最后,弹性集成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空间集疏态势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诉求,划分人口增长地域类型、城镇增长类型、城镇规模等级等,完成人口与城乡布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福建省为案例,将研制方法与研制实践相结合,实现福建省空间规划的人口与城乡布局总图绘制。以期为各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提供参考。     

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多种动力的复合作用下,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在广泛地辨识国内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将其纳入“半城市化地区”的概念范畴内,并提出从结构、变化、景观和体制等4个层面来构建半城市化地区的判别指标体系。本文还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从经济、产业、人口、就业、土地利用、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半城市化地区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剖析。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

在执行重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体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但是分析表明,这一方针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国情,必须调整现有的城市发展方针,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本文就适度发展大中城市,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加速乡村城市化,积极合理发展小城镇;以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指定城市化途径等方面作了探讨。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fix in Vancouver and Detroit

Both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and Detroit, Michigan, have significant and growing urban agriculture movements. In this article, I follow recent work investiga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rban agriculture and neoliberalization to determine how thes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used urban agriculture in narrati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electively pursue a sustainability fix. I analyze how different regimes of local governance have influenced the urban agriculture movements, leading to local, hybridized fixes that adapt to different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texts in each place. I argue that in both cities, urban agriculture has radical potential as a grassroots response to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but has also been enrolled as a device by the local state in which the primary goal of sustainability planning becomes enhanc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Pursuing an agenda of food justice requires examining the larger context and effects of municipal involvement with food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