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西方城市区域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自21世纪初以来，有关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在西方快速崛起，掀起了一股治理与政策的“区域转向”浪潮。新经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派最先开创了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但其理论解释偏重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资本再地域化过程，忽视了政治与政策对城市区域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政治地理学从城市区域的建构属性、战略属性和矛盾属性3个方面切入，旨在揭示现实中城市区域的实际形成过程与机制。本文认为西方政治地理视角有助于揭示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其政治工具性。特别是通过解析城市区域政策的话语建构过程、分析城市区域发展所折射出的国家地缘战略选择以及剖析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公共资源分配等议题，可帮助研究者跳出就政策谈政策的讨论陷阱，更能从整体格局上审视不同利益主体在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诉求与冲突，进而为解读和反思我国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与治理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演变的影响——以广州市南沙地区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全球重构中尺度重组及其地域性管制实践研究

为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重构现象,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尺度转向并开展了尺度重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常见含义有三类:抽象层面的社会建构基础上尺度的历史演变、具体层面的国家或城市尺度重组以及政治斗争视角的行动者对尺度的运用。这一概念具备4个基本要素或特征,即尺度的社会建构和动态演进、尺度重组同政治斗争的关联性、尺度重组的路径依赖性以及尺度重组同其他空间维度的关联性。基于当前理论和实证研究,尺度重组的典型地域性管制实践可归纳为行政权限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地方增长极的培育和跨边界区域合作。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边界效应研究进展及展望

边界作为人为的空间地理要素,像一堵无形的高墙,影响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根据国内外1995-2014年文献统计分析可知,近10年来边界效应研究快速增加。基于边界效应和市场分割视角探究边界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是经济地理学边界效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旅游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领域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根据重力模型、趋同分析和垄断竞争模型构建边界效应模型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虽然理论基础不同,但都选取“边界”作为虚拟变量,定量测度边界效应的大小。最后,提出未来开展边界效应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行政边界的本质探究边界效应机理、拓展边界效应研究的空间尺度和创新边界效应的研究方法。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建构与批判：二战后西方边界研究进展及启示

论文通过梳理西方边界研究的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下的边界研究进展、边界研究的主要术语及具体实践,探讨西方边界研究的一般理论和边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启示中国的边界研究和调整下一步的改进方向。研究表明：西方边界研究在发展阶段上最终以边界的社会建构为主要范式,这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也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多学科交融的西方边界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边界理论,但形成了一般性的边界术语,包括复杂的边界、关系的边界、过程的边界、过渡区的边界及建构的边界5个方面;边界的一般性术语来源于边界的具体实践,也推动了边界实践研究的多样化,具体涉及批判性地缘政治、社会建构的边界及尺度化的边界等议题。西方的边界研究启示在国内的边界研究过程中需要强化多学科交融与合作,关注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方法,重视文化在边界中的作用,深化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厘清和平衡一般理论与边界实践之间的互补、互促关系。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基层治理与准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以海南省农场改“居”为例

乡镇等基层政权和村居等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单元,对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乡镇属于正式的基层行政区划,村和社区等则可以被视作准行政区划。然而,现有研究很少意识到诸多基层治理单元的准行政区划属性,忽略了基层准行政区划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正式行政区划之间的冲突。为此,论文以海南省国营农场改制中新设立的“居”为例,从层级、幅员、边界3个维度分析基层准政区设置的逻辑和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居”是海南省农垦集团化、农场公司化和农场社会职能属地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类典型的基层准行政区划,其行政级别介于社区和镇之间,主要通过政府授权和购买服务等方式行使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居”的准行政区划性质导致其与正式的行政区划(尤其是镇)之间存在层级、幅员和边界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容易导致管理人员晋升通道不畅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体缺位等问题,“居”与所属镇和所服务农场公司之间也容易围绕行政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属地边界产生争端。研究结果对增进理解单位和国有企业转制、探索基层(准)行政区划的设置和优化路径、深化对准政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行政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依法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空间基础和重要依据。本研究采用空间分析、基于格网的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仍基本遵循着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政区划界原则,总体呈现出行政级别越高,受山川形便的影响越明显,海拔越低,受犬牙相入的影响越明显的基本特征;现有划界方式容易造成生态分割,引发边界争议,行政管理成本较高等问题,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山川河流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正在减弱,经济社会发展正在逐渐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在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中,应适时采取跨山跨河的方式设置行政边界,改变犬牙相入的政区设置方式,更加尊重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拐卖犯罪与“后拐卖”研究的关系地理学探新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以引自西方的外生理论和偏重政治结构的静态视角为主。引入行为主义视角不仅能够强化对政治地理行为的理解和政治地理过程与机理的解释,而且能为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为此,本文总结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提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具体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权力关系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环境认知和情感/态度;其视角强调对微观机制的分析、偏重可检验的规律总结和对人们主观因素的考量;行为主义政治学、政治哲学、行为地理学、情感地理学、政治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参考;决策空间是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未来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直接影响、情感在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基于情感的政治行动合法性建构策略。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中山市的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