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省流入缩减是广东人口迁移进程中的新现象。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本文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特征,讨论了县市单元和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结论如下：① 2010—2015年,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已初见雏形,四川、湖北、河南和湖南等15省份来粤人口出现下降。② 5年来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态势显著,省际流入缩减的县市比重高达84.09%,省际流入缩减演化格局中以流入扩张转流入缩减类型占据主导,其中省际流入较为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辖区开始出现流入缩减。③ 相比于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均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占GDP比重及人口密度是省际流入扩张区发生流入缩减的负向抑制因素,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则是其正向促进因素。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是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 分异的主要原因,东莞省际流入缩减与珠海省际流入扩张分别受外需疲软和宜人居住环境的影响。     

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和城乡布局单幅总图的研制

研制人口与城乡布局是编制空间规划的必然要求和重点任务之一,旨在促进人口及城乡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形成与“三区三线”相适应的人口和城乡布局,推进人口和城乡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集成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方法。首先,总量控制,采用队列要素法、联合国法等完成基于行政区划单元的人口与城镇化水平预测;其次,因地制宜,以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实现城乡人口空间化,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底图,核算现状超载和新增承载人口;最后,弹性集成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空间集疏态势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诉求,划分人口增长地域类型、城镇增长类型、城镇规模等级等,完成人口与城乡布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福建省为案例,将研制方法与研制实践相结合,实现福建省空间规划的人口与城乡布局总图绘制。以期为各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人口与城乡布局研制提供参考。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的演化格局及影响机理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中国人才迁移的地理景观正涌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利用中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揭示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趋势,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解释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人才跨省流动性呈先增后减的演化趋势,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② 东部发达省市人才净流入活跃,中部、东北和河北等地区人才净迁出活跃,2010年后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失问题均开始缓解。③ 高学历人才由中西部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主要迁移模式比较稳定,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迁移规模持续上升。④ 从影响因素的演化趋势上看,全国人才省际迁移主要为经济驱动型,但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产业转型、购房成本、教育服务舒适性及气候舒适性对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影响开始增强。⑤ 全国人才跨省流动性的演化机制具有一定的阶段分异性,前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人才跨省流动性升高的主要动因;之后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减弱主要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地区过高的购房成本及小学教育服务设施短缺等因素影响。     

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