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地区史前聚落的时空演变与生业模式和气候历史的相关性研究

西辽河地区是中国北方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随着近年来文物普查、遗址发掘和环境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时间序列、文化内涵和生业模式变得更加清晰。史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历史、生业模式变化的气候背景及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已有的工作大多采用传统环境考古手段进行遗址内调查,很少采用定量方法分析宏观尺度的遗址分布和聚集模式。在数字化大量文物普查数据的基础上,GIS的核密度分析被用来反映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的聚集模式,并通过三维视角转换和海拔统计来反映遗址分布重心在纬向、经向及高程上的变化规律。通过对比空间分析结果和已有的生业模式研究及古气候记录,揭示了研究区史前聚落的时空分布与当时的生业模式和气候环境之间的关联,也有助于史前人地关系研究中海量遗址位置信息的理解和使用。     

小珠山文化发展的气候环境背景初探

气候环境对古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是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小珠山文化是辽东半岛新石器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一支考古文化,其发展过程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关系并不明晰。为了研究小珠山文化发展的气候环境背景,本项研究分析了以辽东半岛为主的全新世气候变化过程,结合主要遗址的考古记录,探讨气候环境变化对小珠山文化的发源、发展、衰落过程、文化交流、遗址分布、生业模式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对小珠山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显著影响。早全新世8.2 ka B. P.冷事件可能促进了兴隆洼文化的南下,是小珠山文化发源的有利条件;中全新世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为小珠山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中全新世晚期,不稳定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小珠山文化第三期的文化交流以及农业发展,4.2 ka B. P.气候事件则可能是导致小珠山文化走向衰落的重要气候因素。小珠山文化遗址分布呈现出由海岛到陆地的特点,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岸线和可利用资源等变化是导致小珠山遗址分布变化的重要因子,同时对文化交流和生业模式的改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研究对揭示长时间尺度下古文化发展对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与规律提供参考。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陕北长城沿线先秦时期生业与环境的关系

探寻环境和文化的一些要素在时间序列上的耦合,已经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环境影响文化的方式上,一些解释模型也被构建起来,但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人地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生业模式作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取食物来源的方式,与自然环境和生产技术都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对陕北长城沿线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梳理,总结出生业模式4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即农业活动的开始、农牧混合经济的出现、农牧混合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游牧业的出现。通过对多个全新世剖面的总结和对比,区域气候变化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11.0~8.5cal.kaB.P.不稳定的升温期、8.5~3.8cal.kaB.P.较为稳定的高温期以及3.8~2.2cal.kaB.P.的干冷期。在此基础上,对不同阶段生业模式的文化和环境背景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生业模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进而展现了研究区生业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以此说明生业变化并非只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也不是所有的环境变化都必然引起生业的变化。由于动植物考古和古环境变化研究在时空分辨率上还有待提高,以及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目前还不能揭示生业与环境关联的细节及其复杂的环境-文化背景。     

甘青文化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变化 和可能的环境动力*

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系统的变动,可以对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甘青文化区是我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新石器文化非常发达,遗址丰富,类型齐全,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古文化中心。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变化,发现自大地湾文化至马家窑文化时期,研究区文化在空间上扩张,而后逐步向南退缩。这一变化和气候的干湿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5kaB.P.气候逐步趋向干旱,导致文化分布上的空间差异,至齐家文化时期,研究区105°E以西遗址点的空间分布大大地向南收缩,而105°E以东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仰韶文化基本一致。     

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

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史前经济和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中,有别于西方普遍采用的“遗址外”(off-site)研究模式,本文提倡一种以“遗址内”(on-site)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遗址所见大植物遗存,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模拟复原当时的植被分布,进而讨论遗址资源域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特点。第一个案例是长江下游的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6900～6500cal.aB.P.）,分析表明: 早期的水稻栽培活动是长期伴生于采集经济模式中的;  当时的采集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和强调储存性等特点;  这一时期聚落的选址会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步行一天的活动半径便可获得大部分植物资源,但也有一些资源分布于12小时半径之外,必须短期露营（可能与狩猎同时进行）方可获取。第二个案例是中原地区的颍河上游,分析以袁桥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聚落（6000cal.aB.P.）: 尽管 2～3 小时的步行范围内就有条件获取各类野生植物资源,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已经集中在更小空间范围内的作物栽培上。遗址资源域缩小、对小范围景观进行改造、聚落间产生土地分配和资源共享等社会关系问题——这些构成了农业聚落资源域的一般特点。比较两个案例,农业聚落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景观环境上发生的变化。遗址资源域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农业社会的产生、发展及不同生业社会与周边景观的互动关系。     

基于地貌结构与汇水特征的沟谷节点提取与分析——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例

沟谷节点是流域中线状沟谷或河网的交汇点,集中反映了沟谷的地貌结构和水文特征。有效获取并分析沟谷节点的结构与特征规律,对于系统、深入地研究流域地貌的空间形态结构、径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利用陕北黄土高原多地貌类型为实验区,设计并实现了基于高精度DEM的沟谷节点提取算法模型和等级标定方法,获取了实验区各级沟谷节点的数量和汇水值;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分析了沟谷节点的数量和汇水值的分级数量关系,得到了具体的数学模拟方程;同时,运用等差分级的方式,分析了汇水累积量级差在不同地貌区的差异,初步探讨了地表形态在空间上的分异规律。     

地学考古视角下的中国东北地区古人类生存行为模式探讨

中国东北地区古人类活动的研究工作开展已近百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与成果。然而,区域内古人类活动遗址空间分布的制约因素与古人类适应行为关系尚不明确。本研究从地学考古视角出发,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与遗址数据库,系统整理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地质环境和气候信息,阐释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通过对遗址高程、坡度、坡向、到河流的距离等地学指标的提取与统计分析,结合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与技术适应策略,探讨东北地区古人类的环境适应与生存行为模式变化。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与各时期的地质地貌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大致分为早期(500～128 ka B. P.)、中期(128～35 ka B. P.)和晚期(35～10 ka B. P.)等3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早期,受松辽湖盆阻隔及渤海海侵影响,遗址零星分布于东北地区东南部;中期,受到气候波动与晚更新世海侵海退的影响,遗址集中分布于东南部狭长地带;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松辽湖盆疏干,古人类遗址广泛分布于整个东北地区。遗址地学指标分析反映出古人类活动空间向高地和旷野的不断扩张趋势。上述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类环境适应能...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人地关系研究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调查、遗址动植物遗存的浮选、遗址及墓葬出土人骨的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和遗址文化层的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以农业经济为主,尤以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其中人骨的食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汶口晚期的食物结构存在贫富差异,富有者的饮食以大米等C₃植物为主,普通老百姓的饮食以小米等C₄植物为主。借助GIS,SPSS软件所建立的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型表明,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地貌、水文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坡度越大,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小;遗址距离大河流越远,受到洪水灾害的威胁越小,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大;遗址距离中等河流的垂直距离、小河流的水平垂直距离越大,人类不便于利用水资源,遗址存在的概率就越小。区域地质地貌考察及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古气候有温和偏湿—温凉偏湿—冷凉干旱—温凉偏湿的变化过程。古植被主要为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但存在针叶林和阔叶林面积来回摆动的情况。暖湿时期人类居住海拔较高,冷干时期人类聚落也随水从高处往低处迁移。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早期阶段的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促进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初期出现的冷干气候事件有可能对龙山文化的结束和岳石文化发展进入一个低谷产生了巨大影响。     

山东高青县胥家村南遗址北朝至隋唐时期人群的生存压力分析

本研究从胥家村南遗址入手,试图探讨我国古人群生存压力水平、不同生业模式下古人群的生存压力变化以及不同生存压力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选取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时期18处遗址的古人群,将这些人群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多孔性骨肥厚、眶顶板筛孔样变及骨膜炎4种生存压力指标的个体患病率进行对比研究及相关性检验。胥家村南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该遗址共发现北朝至隋唐时期人骨22例。从生存压力水平上看,该人群龋病、牙釉质发育不全、牙周炎、多孔性骨肥厚及骨膜炎的出现率分别为53.85%、 76.92%_、 15.38%、 20.00%、 94.74%,其中牙釉质发育不全与骨膜炎的患病率远高于同时期其他人群,表明该人群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属于营养健康状况较为低下的农业人群。经对比研究发现,牙釉质发育不全患病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或许暗示着我国古人群的生存压力随着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大,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多孔性骨肥厚及骨膜炎患病率随时代改变无明显变化;眶顶板筛孔样变患病率随着时间推移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不同生业模式下的古人群多孔性骨肥...     

骨骼同位素揭示的天山南麓中部地区察吾呼文化人群生业模式——以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为例

察吾呼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中部地区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尽管发现和发掘的该文化遗存较多,但针对该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的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天山南麓中部的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以及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揭示距今约3000年前该区域居民的食谱构成和生业模式形态....     

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 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

对连云港新石器遗址地貌、洪门钻孔的沉积环境以及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表明,新石器文化始于7000年前全新世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时期。早期青莲岗文化时期(6800~5900aB.P.)的遗址有8处,主要分布在锦屏山、南云台山和大伊山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扇阶地上和西北部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相应地层显示该时期为湖沼陆相环境,海岸线向海推进,该时期海岸线分布在南云台山以东地区;全新世中期最高海面时,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5900~4400aB.P.)的遗址仅发现两处,遗址退缩至锦屏山以西的丘陵岗地上。洪门钻孔的有孔虫组合显示了浅海环境,海岸线在洪门和锦屏山以东;至龙山文化期(4400~3800aB.P.),连云港的古文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遗址约15处,其中藤花落遗址处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表明此时期的海岸线退至中云台山以东;龙山文化晚期(3800aB.P.左右)又一次海侵导致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遗址退缩到锦屏山以西地区,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古环境变化对史前文化的兴衰影响巨大。     

山西运城盆地北部峨嵋台地晚更新世—全新世地质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聚落分布的影响

新构造运动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聚落的形成与分布。山西运城盆地北部的峨嵋台地中段自北向南发育孤山隆起、埝底洼地、三管高地,现今人类聚落在相对平坦的埝底洼地中较少,而是围绕低洼地带周缘斜坡带分布。野外地质调查发现,研究区广泛分布的马兰黄土之上覆盖着一套冲洪积物、湖相沉积及河流相沉积。文章对不同地貌部位典型剖面开展了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及光释光、碳十四年代学研究,结合研究区古人类遗址分布位置及现今人类聚落分布特征,深入分析了晚更新世—全新世峨嵋台地的地质环境变化过程及其对人类聚落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埝底洼地晚更新世黄土之上湖相沉积底部年龄为距今1.7万年左右,指示该时期峨嵋台地中段形成了低洼地带,并汇水成湖,结合区域构造资料推测该洼地的形成可能与三管高地北侧断裂活动有关。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荆村遗址、袁家庄遗址分布位置反映全新世中期湖泊范围可能扩大到了孤山山前,古人类邻水而居。之后随着气候变干,湖泊逐渐萎缩,人类聚落不断向低洼地带迁移。因此,现今人类聚落围绕埝底洼地周缘分布而不进入低洼地带的特征主要延续了全新世中晚期人类聚落邻水而居的形态,这也相应指示了人类聚落分布及演变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植硅体与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的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

两汉时期西域戍边遗址驻军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模式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原王朝的屯垦政策以及西域汉代驻军的环境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西域屯垦戍边研究主要关注于军事屯田的起源、分布及影响等,而对两汉时期戍边遗址驻军的生业状况尤其是农作物组成及利用策略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新疆(古代称为西域)石城子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与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研究,揭示了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组成.研究发现黍(Panicum miliaceum)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L.)应该是石城子遗址驻军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房址地面土样中较高的C4植硅体含量可能表明驻军对植物资源,也许是谷物进行的脱壳处理.草拌泥土壤样品中发现的黍类稃壳遗存,则很好地揭示了农作物副产品在房址墙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羊(Ovis sp./Capra sp.)、牛(Bos sp.)等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更为我们展示了农作物栽培与家畜饲养之间的可能联系,具体表现为驻军可能利用黍类以及青稞作物秸秆对部分羊、牛等家养食草动物进行饲喂.而以黍与青稞为主的农业,以羊牛为主的畜牧业以及狩猎活动一道构成了石城子遗址驻军多样的生业组成.     

姚江-宁波平原中全新世海侵事件及古人类活动的快速响应

姚江-宁波平原是新石器河姆渡文化核心分布区,大量考古与古环境研究成果为深入探讨本地区7000年来的人地关系,尤其是新石器遗址文化间歇事件的原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鱼山遗址地层记录的详细研究以及与区域多个遗址地层的空间对比,并对照该区自河姆渡文化一期以来古人类遗址的时空迁移过程,总结新石器文化演进中的海侵事件,并分析其与文化间歇的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如下:1)鱼山遗址从山麓到平原,地层记录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古地理位置获取剖面进行对比,才能重建更完整的古环境演变过程。2)鱼山遗址记录了2次海水入侵事件,分别发生于6300~6000cal.aB.P.和4500~3400cal.aB.P.,这两次事件与区内其他遗址文化层堆积中普遍叠压的自然淤积层或文化层缺失现象具有良好对应关系;研究区另有部分遗址在5400~5300cal.aB.P.也存在海水入侵迹象。3)新石器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阶段性变化,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遗址数量少,增幅小,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反映海水入侵造成研究区土地资源的局限性。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且向开阔平原地带扩散,表明较稳定的海平面使研究区平原成陆面积增大,古人类对海岸带的利用快速扩张。良渚末期,遗址大幅度减少,直至商周才重新增多,反映持续的海水入侵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上述遗址时空迁移特征反映海岸带古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     

鄂尔多斯盆地周边岩溶地下水系统模式及特点

鄂尔多斯盆地周边岩溶分布区由22个汇水面积不等的岩溶地下水子系统组成。本文从区域构造与地貌背景条件出发,将这砦予系统归结为具有相似岩溶地下水系统循环特征的5种模式,每一种模式在岩溶地下水富集规律、水资源循环以及环境地质问题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表现。     

ANALYSI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DURING NEOLITHIC AND BRONZE PERIO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UALONG COUNTY, QINGHAI PROVINCE,CHINA

依据青海省化隆县考古调查获得的新石器-青铜时代(5.3～2.6kaB.P.)的遗址位置和面积,尝试利用聚落等级和等级规模的方法分析该县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并结合研究区周边地区的全新世气候记录和考古研究资料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马家窑文化时期(5.4～4.0kaB.P.),化隆县出现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整合的聚落系统,可能与适宜气候背景下,农业快速发展导致的人口流动有关;齐家文化时期(4.2～3.8kaB.P.),化隆县人口规模未发生显著变化,没有出现聚落等级,聚落系统结构简单,各聚落之间为平等竞争关系,可能与区域聚落分布梅征改变有关;3.6～2.5kaB.P.,化隆县人口规模增加,三级等级聚落系统明显整合,可能是卡约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生计方式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因此,气候变化、生计模式和人口流动是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演变和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     

榆林地区全新世聚落时空变化与人地关系

在对榆林地区仰韶时期至西周聚落遗址时空分布及考古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内聚落分布同环境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本区全新世气候具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历史,与其相应的人类活动同样具有强烈的兴衰变化特点,表明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5～4kaB.P.前后,在气温和降水有所降低的背景下,人类文化却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说明除了当时的环境仍较为适宜外,社会发展自身规律对人类文化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本区全新世人类文化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开始,榆林地区的气候处于全新世鼎盛期,吸引南来移民在此定居,6.5～4.5kaB.P.的约2000年间形成的遗址有127处;  龙山前期气候较为适宜,4kaB.P.后气候转向干凉,但由于环境条件仍然较为适宜和人类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在 4.5～3.7kaB.P.仅800年的时间形成的遗址多达740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  商代和西周时期,由于气候的进一步干凉化,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得该时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至77处,表明当时人口的显著减少和社会繁荣程度的明显退步,且畜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有所增加。     

中国古代牧业社会骨制品的初步考察:以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为例

考古遗址出土骨制品的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的动物资源获取和利用、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骨制品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农业区域,这些研究为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使用及其与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针对牧业社会骨制品的考察十分缺乏.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草原分布有大量古代牧业文化遗址,石人子沟遗址(43°31′12.8″~43°34′28.9″N,93°13′44.8″~93°16′49.1″E)是其中一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聚落.本文从动物考古学视角研究该遗址2006年至2011年发掘出土的426件骨制品.结果显示,石人子沟遗址骨制品的原料主要为以羊(Ovis aries/Capra hircus)、马(Equus caballus)为主的家养动物和以鹿(Cervidae)为主的野生动物,其中羊的比例最高(69.7%),鹿(13.8%)、马(2.3%)次之,这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文化遗址的骨制品多以牛为原料的情况明显不同.羊在骨制品原料中占绝对多数且大量使用羊距骨制品的现象是对石人子沟遗址以牧业为主的生业经济方式的直接反映.石人子沟遗址不同类型骨制品的制作各具特点,但整体表现出"省时省力"的特点,即对使用部位细致打磨,对非使用部位仅做简单处理.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大型制骨作坊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骨器生产不同,石人子沟遗址未见专门的制骨场所,骨制品生产的操作链条也并不完整.遗址的骨制品生产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该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牧业文化遗址出土骨制品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进一步探究我国古代不同区域、不同生业经济基础下的制骨手工业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为例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为研究史前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动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然而,已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主要聚焦在青海省东北部的河谷农业区,对于草原地带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先民对草原环境中的适应策略仍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选择农牧过渡带的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AMS 14C测年方法、动物种属鉴定和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确认尖嘴遗址(3.2 ka B.P.左右)是一处卡约文化早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其先民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业策略,渔猎作为辅助生计,属"初级开发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已有动物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8.0~2.0 ka B.P.)以来的动物资源获取利用及家畜饲养状态.结果显示:8.0~6.0 ka B.P.,本区先民以纯粹的狩猎经济为主,其猎取对象则为中小型哺乳动物,属"依赖型"生业模式;6.0~4.0 ka B.P.,本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为主,并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猪和狗),其生业属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4.0~2.0 ka B.P.,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驯化于西亚的家畜牲畜牛羊传入至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使得该区先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呈现多元化,构成了"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两种生业模式,牛羊成为家畜饲养的主流.总体来讲,中晚全新世以来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以狩猎-采集方式到家畜饲养方式的历时性转变,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及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