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大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天通苑为例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加剧了居民的职住分离与长距离通勤,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本文以北京典型近郊巨型居住区天通苑为案例,研究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天通苑全职就业者通勤空间总体上呈现以天通苑为中心不均匀的放射状格局;根据通勤距离、时间与方式,将天通苑全职就业者的通勤模式划分为短距离-积极-公交通勤、中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3种模式。本文借助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的前提下验证不同通勤模式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维度6个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通勤模式对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疲惫不堪、压力大等健康风险的影响均呈现出倒“U”形的趋势,表明适度通勤可能有利于健康,而过长通勤却不利于健康,尤其是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模式显著地增加了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压力大等的健康风险。最后,本文指出改善大城市郊区职住关系不仅意味着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居民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的提升。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西宁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城市转型中居民职住关系的变化对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的影响,以及不同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的差异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2013年西宁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分析西宁居民通勤行为的居住区差异,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通勤距离、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居住区类型及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对于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通勤距离对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男性、自有房者、高收入者、兼职就业者、高学历者采用机动化通勤方式的比例较高;在控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之后,居住区类型属性仍然对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发现,对西宁城市交通发展和空间布局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发达国家通勤影响个人健康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通勤作为居民每日的重要出行活动,是时间利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城市交通状况开始不断恶化,糟糕的通勤形势逐渐对个人的健康状况构成威胁。发达国家较早开始了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相较之下,国内关于通勤影响个人健康的文献则相对缺乏。本文主要从个人心理健康、客观健康、健康行为三个维度,对西方发达国家通勤时间、通勤距离、通勤方式等通勤行对个人健康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述,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能够为我国城市通勤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借鉴。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基于空间计量的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

利用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环境规制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命令型、公众参与型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命令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均不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但产业结构抑制绿色创新。     

职住建成环境对郊区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

郊区化带来的职住空间分离与机动化出行问题受到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界的广泛关注。汽车依赖已经成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减少汽车通勤比例、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通勤,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兴趣点数据（POI）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周边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长距离通勤对通勤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居住地的地铁站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控制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设施密度等措施有利于减少汽车出行,而建成环境特征差异对通勤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对通勤距离的影响。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选择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的影响最为明显。社区环境的提升应从增加设施多样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营造良好的步行、骑行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绿色通勤行为。     

基于决策树法的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挖掘

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引进决策树分析方法,讨论了北京市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在设定的修剪纯度下,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远近与出行工具、居住地变更、职业、居住地就业率、最小孩子求学状况、住房面积、家庭月收入、机动车利用状况密切相关;第二,在影响城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变量中,出行工具变量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住房面积变量、最小孩子求学变量,再次为居住地变更变量、职业变量,家庭月收入变量为第四等级,机动车使用变量和本地就业率为第五等级。第三,因住房产权复杂性、迁居原因的多样性、被动郊区化以及生产、育儿福利及家庭内部事务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住房面积、迁居史、家庭生命周期、职业与通勤距离的关系与国内已有结论相悖,部分变量因子对短距离通勤具有决定性影响,部分变量对于长距离通勤有决定性影响。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Is there any time left for walking?” Physical activity implications of suburban commuting in the Barcelona metropolitan region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delves into the explanatory factors of the walking patterns of residents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who tend to be pressed for time when travelling to their daily destinations or activities. We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mmuting distance on the amount of walking that can be achieved, which has health,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using smartphone tracking data to examine walking patterns. To enable this, a smartphone tracking application was developed to obtain accurate mobility data from a group of adults (n = 93) residing in the Barcelona Metropolitan Region (Spain) and have to commute to a suburban university campus that can only be reached by using motorized transport modes.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commuting distance and employment status as strong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of walking time achieved by this study group. Moreover, it was determined that among transit users, the commuting distance of male commuters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alking when compared with female transit users, whereas explanatory factors for private transport users bore insignificant results. Smartphone devices proved their potential as an effective and useful source of data in transport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