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与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我国2010-2017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异质性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能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并且直接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和工业规模结构能够显著地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但能源消费结构会对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2)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3)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4)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

土地作为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化解人地矛盾的关键突破口。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减缓中国土地供需矛盾,维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关键途径。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DEA(Epsilon-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演化特征及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凸显;(2)产业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突破“索洛悖论”,提升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3)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中的适用性;但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降低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通过研究以期为合理指导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实现城市...     

高校知识溢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区域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域（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扩展知识生产函数,选用地理邻接和反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估计高校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校的知识产出和研发人员投入均对区域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市场开放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也与区域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地理距离较近地区间的创新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因而,应重视高校在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正确引导创新在省域间的流向。     

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从2003年的“沿海-沿江”分布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明显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及山东、湖北、重庆等少数省域;②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高校创新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③ 计量结果显示,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及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创新产出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市场潜力、空间溢出与制造业集聚

为深入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引入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而结合跨省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域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进行经验论证。参数估计结果很好地证实了省域内的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以及省域间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和正向溢出效应,实际工资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和间接阻滞（负溢出）作用。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文章最后指明了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     

长三角城市创新空间的集聚与溢出效应

选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01-2012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作为表征各城市创新水平指标,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标和方法,考察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使用空间回归分析方法,探讨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创新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已趋向稳定。(2)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格局仍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但已基本形成以上海、南京为端点的创新高值集聚带。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已表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但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异质性。(3)城市创新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综合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规模是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空间演化、空间溢出与兰州都市圈工业经济发展

从工业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出发,选取2006-2015年兰州都市圈各县市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演化分析方法研究兰州都市圈工业经济空间发展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其工业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效应的分解来探寻兰州都市圈工业经济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兰州都市圈工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城镇发展水平空间溢出总效应最强,工业集聚与资本投入的空间单向溢出效应为负但空间溢出总效应为正,工业经济及其影响因素溢出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区位相邻距离影响。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能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该文构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尚未达到良性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但呈现上升趋势,增幅呈现“西高东低”特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水平耦合协调区域逐渐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扩张;依据协调等级和特征将各省域划分为创新主动型、技术进步型、环境约束型、传统被动型和创新滞后型,并提出环境规制应结合地区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等建议。     

绿色创新还是污染转移:环境规制效应文献综述与协同减排理论展望

环境规制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环境规制效应出发梳理绿色创新和污染转移文献,并从中揭示二者之间割裂的原因,提出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创新是跨越创新门槛的主要路径。最后,利用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提出几点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重点与理论展望,以期为环境规制下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可行方向。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机理——基于生态效率和空间计量的研究

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在中国许多城市持续大面积出现,这敲响了提升区域发展绿色度的警钟。金融可以也应该在促进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四个机理,利用生态效率反映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各机理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发现有：相对而言,企业监督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的作用更显著;前者对当地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相对最大,但长期中才会对周边区域的绿色发展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后者对当地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金融危机后资本支持效应和长期贷款的监督效应得到了加强,但证券市场的监督效应则反而具有负面影响;绿色金融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均不明显,暗示着有必要加强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环境保护的力度。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重点可能在于加强资金使用监督,而不仅是加大资金投入。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认知、认同与溢出：广州老年学习型空间的情感地理研究

老年学习型空间作为集合体呈现了老年人在空间的日常生活、舞台展演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文化意涵。本文以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作为主要研究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参与老年人课堂内外的学习与社会交往生活,以情感地理视角将老年学员的空间感知解构为认知、认同和溢出三个情感阶段。研究认为,学习场所不仅是实质性的空间,更是围绕“社区”“情感”产生特殊社会联系与归属感的空间。老年人通过学习场所积极的空间投射重新自我定义,“参与学习”的环境氛围触发老年人充满活力、年轻的积极情绪,空间的社会网络同样为老年人提供亲密感、归属感的情感支持,积极的地方认同与社区意识成为稳定手段作用于空间建构,产生抵抗消极老龄化的良性溢出效应。本文为情感地理研究视野下解构学习型空间提供了现实案例支撑,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活跃的行为主体,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提供经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