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土地供求的动态均衡分析

土地问题是我国城中村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主体的行为特征、城中村土地供应和需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以理论推导与现实印证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对城中村土地供求变化进行了动态均衡分析。从村庄"内部人"的视角,考察在各种内外部因素变动(征地与留用地,城中村改造,村民城市化转型)的情况下,城中村主体如何实现土地的供应和需求均衡。总体上,城中村土地变化表现为土地需求被动地追随(因征地而发生的)供应减少而下降,以实现供求均衡。具体而言,在城中村形成阶段,供求均衡借助乡村工业化,即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而实现;在城中村存续阶段,存在土地供求的逐渐失衡;在城中村改造阶段,供求均衡最终必须通过城市化,即村民转为市民而实现。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深圳的城中村及改造实践启示

城中村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遭遇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城中村不仅具有独特的物质形态,更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深圳的城中村如同其城市化一样具有非常强的个性特征,文中深入分析了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社会背景和与改造有关的条件,并以土地为核心探讨了有关土地权属、一体化管理、利益格局的分配等问题.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 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 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 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 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 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制度约束与路径选择——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治理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从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入手，探讨其与外向型乡村城市化以及相关制度约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高密集城中村空间现象的形成过程。同时，对近年来珠三角各城市治理与改造高密集城中村的相关模式与对策进行梳理与评价，指出目前珠三角各城市的城中村治理中的挫折与困境（适应性效率不足），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宏观制度供给结构与先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制度落差，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城中村的最终都市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中针对目前城中村治理改造的问题与困境，提出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空间治理予以重视的若干政策思路。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城中村可持续更新路径探索——以长沙后湖黄鹤村为例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该模式强调：在对象维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可持续发展;在过程维度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合作治理。通过长沙后湖黄鹤村政府总体统筹、企业承包、村社筹房协作的多方合作更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迁而不拆+整体开发+综合整治”的更新路径进行了评析。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式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保护村落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不涉及农民自建房产权性质的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在更新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化、农民生计风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研究是一次运用可持续性科学理论解读城市更新实践的尝试,为促进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新思路,可为中国城中村更新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产权变化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及其机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以佛山南海区为例，采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多种数据，运用遥感影像人机交互解译、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87年以来南海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产权变革的响应。结果发现，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分为3个阶段：即土地有偿投包制阶段（1987-1992年）、土地股份合作制阶段（1993-2002年）和土地紧缩及“三旧”改造政策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阶段（2003-2013年），这3个阶段土地产权的演化具有以土地的“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其中心转变的趋势，这是市场需求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土地由资源转变为资产及资本的过程。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与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及规律性。土地利用在不同时段变化的速度、强度和结构等对土地产权变化的响应明显，其空间格局也同样呈现“农用地集聚-乡村工业化破碎格局-集聚与破碎化共存”3个阶段性变化特征。南海区土地利用变化是众多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诱致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及调节机制。宏观上，土地股份制改革和分散的管理体系导致了土地利用的粗放扩张和破碎化格局；微观上，不同土地利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及产权割裂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未来经济转型与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如何针对土地产权变化新趋势，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空间优化的关键。     

西安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基于网络文本的分析

基于空间剥夺理论,选取123份网络文帖,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方法并借助SPSS 17.0软件分析西安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结构。西安城中村改造加剧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空间剥夺,从资源、情感和机会三方面形成了多重剥夺结构。在资源空间剥夺中,主要产生了由居住、餐饮、娱乐、购物构成的生活类型空间剥夺;情感空间主要体现在与梦想、氛围、怀恋、热闹、亲近等词汇相关的诸多方面,并随着其物质载体的消逝而产生了情感空间剥夺;机会空间剥夺表现在降低其社区资源的可接近性,主客观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去留。在此基础之上,对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大城市拆迁安置居民补偿方式与受益率测度 ——以南京为例

拆迁安置补偿是城市内城改造与扩张过程中涉及拆迁居民利益的核心问题,拆迁安置家庭多个特征因影响补偿方式和受益率。针对补偿方式不同与受益率不同,分别采用二项逻辑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南京市4个安置区的349户拆迁安置居民家庭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对于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城中村拆迁安置居民家庭和夫妻双方职业均为“无业”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实物补偿。②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城中村拆迁安置家庭成为拆迁安置家庭中的最大受益者,7人及以上的大家庭、高学历家庭也是货币补偿中的受益者。但其受益并非是由市场化的结果造成,而是市场作用与计划经济旧有制度的共同使然。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深刻影响并不断重构着大城市社会空间,在此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城市空间剥夺、弱势群体边缘化、郊区社会空间“破碎化”、“城中村”等构成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典型问题特征。基于问题导向与实践需求,从单位大院转型、住区混合开发、边缘区治理、旧城更新与城中村改造、以及政府与规划的调控等角度,提出了治理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对策要点。     

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以武汉市城中村为例

城中村作为带着农民特色和阶级混杂重塑的空间,为弱势劳动群体融入城市化体系、实现反资本而不反市场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保障。探讨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开展城中村建成环境改造,对于解决弱势群体通勤和就业困难意义重大。论文基于武汉市2018年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数据,以公共交通通勤方式选择作为二元分类因变量,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GBDT)分析建成环境与城中村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非线性关系与阈值效应,结果显示：普遍长距离通勤的城中村居民对公共交通系统依赖性强,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弥补了传统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其中公交站可达性预测贡献度最大(19.89%),阈值分别在300 m和1000 m左右,在城中村改造时应尽量满足直线距离300 m公交站点可达,保证1000 m内存在公交线路,其余变量也有相似的可解释性。研究得到的建成环境影响的优先层次和最有效的空间属性范围将为提升城中村居民就业和通勤公平,实现区域包容、协调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文创+”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城中村火灾防灾能力评价及等级划分——以广州大学城南亭村为例

利用灾害发生原理和实地调查结果构建城中村火灾防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建立评价模型,将城中村火灾防灾能力划分为极强、较强、弱和极弱4个等级,并对广州大学城南亭村火灾防灾能力进行评价。采用GIS软件计算在1∶500地形图上建筑物占地面积,进而计算建筑物面积,统计分析火灾防灾能力评价结果可得:南亭村火灾防灾能力极弱和弱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社大街、西社大街与南亭大道交汇处和旧村中心,面积分别为823.52m2、13 458.92m2,占南亭村土地面积的5.26%,占建筑物总面积的18.18%;南亭村火灾防灾能力极强和较强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旧村中心外围及北部新建房屋区域,面积分别为196 972.99m2、60 318.27m2,占南亭村土地面积的94.74%,占建筑物总面积的81.82%。为减轻火灾事故宜在旧村中心增设2~4个室外消防栓,在新旧居民区之间修建一条消防通道,并将西社上街多巷联通,最终与南亭大道相汇合。研究结果可为城中村火灾防灾能力评估以及为制定城中村火灾防灾管理对策、消防安全规划、城中村改造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机制——以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为例

通过构建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基于协调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目的,采用层次分析(AHP) 法定量分析了目前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综合协调性及利益相关者各自评价指标的协调性水平。结果显示:① 丹霞山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呈不协调的发展状况;② 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自身评价指标发展水平不均衡;③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横向或斜向沟通与协调,特别是宏观和中观层的利益主体与微观操作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性较差。为此,从主体关系协调和空间关系协调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各利益相关者主体关系协调的全通道式沟通网络机制和空间关系协调发展机制。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和实现机制有利于为其他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依据,并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价值。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