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影响下中国污染性产业技术创新及其空间差异

基于2015—2018年中国335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剖析绿色金融对污染性产业的技术效应,探讨其与环境规制、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区分不同产业类型,厘清绿色金融技术效应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在不同区域促成污染性重工业和轻工业技术创新;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并且这种协同对轻工业更有效,在中西部地区更突出;对于污染性轻工业,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研发投入激励技术创新的现象广泛存在,而污染性重工业仅在西部地区出现类似现象。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呈现轻工业强于重工业,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特征,结合中国环境治理与科技创新现实,绿色金融与环境和科技政策有望相互增益。     

环境规制赋能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优化抑或需求牵引

加快产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对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供需视角探究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运用2008—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环境规制在供给端通过要素升级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需求端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地区资源禀赋和互联网发展程度有关，在非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城市，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既依靠供给优化，又依托需求牵引，但在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低城市，仅依靠供给优化；(4)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以产业转移为主要表现形式，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为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应健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效应；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基于空间计量的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

利用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环境规制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命令型、公众参与型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命令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均不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但产业结构抑制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

以中国342个市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1998-2016年雾霾与中国城市旅游流的空间关联特征,分析了雾霾对旅游流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雾霾PM_2.5与城市旅游流有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的空间耦合性;雾霾与城市旅游流（含国内和入境旅游流）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雾霾污染对旅游流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效应;雾霾对旅游流的抑制区域在不断扩大,H-L型城市数量的增加、L-H型集聚区的片状扩张和华北、华中地区的L-H型集聚的“空心化”现象均表明旅游流具有低雾霾指向性;雾霾污染与旅游流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经典的EKC假说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同样适用,且雾霾污染的显著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入境旅游方面;雾霾和旅游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将雾霾治理同经济发展、对外联系、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交通建设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为旅游发展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国际、国内旅游健康、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时空格局与溢出效应分析

包容性绿色发展旨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是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刻画了时空格局特征,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了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7年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变,综合效率的提升由规模效应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② 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高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向东一侧,低值区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主,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形成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高水平集聚区,规模效率的高水平区呈“H”型分布特征。③ 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同类型地区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热点区呈向东北移动的趋势且逐渐稳定于长三角地区,次热点以京津、珠三角地区为主,西北、西南和东北基本为冷点区。④ 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及市场化对包容性绿色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市场化具有一定溢出效应。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环境规制对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差异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选取2001—201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定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种,设定旅游业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城市化和技术水平为阈值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讨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阈值作用及其在东、中、西各地域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全国及西部范围内,以城市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单个阈值,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技术水平作为阈值变量时,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双重阈值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在技术水平作用下对旅游业碳排放起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高速铁路和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探寻高铁开通能否抑制雾霾污染以及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城市空间形态下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首先分析了高铁和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在利用LandScan数据测算2003-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城市蔓延指标的基础上,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的空间动态关系.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验证了高铁...     

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一直是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的两大主题。在中国政府"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指导下,选取中部地区1997—2017年相关面板数据,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调整的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有效的倒逼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一。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大致呈先促进、后抑制的过程。提出了正式环境规制多样化、加强非正式规制的力量和制度创新、规范环境规制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农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相比其他产业更为复杂,然而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5年中国33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核算农业集聚水平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并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计量模型,实证探究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 农业集聚与COD、TN、TP三种农业面源污染在时序变化、空间布局、空间关联以及空间趋势变化上特征相异。② 农业集聚对COD、TN、TP农业面源污染皆呈现正相关的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阶段,农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加剧了农业污染,集聚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污染加剧形势有所缓和。③ 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经历的两个阶段,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社会效应、累积效应分别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加剧与制约作用。随着农业集聚水平提高,各效应增污作用明显,导致污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高于门槛值的阶段,各效应对污染排放的抑制能力提升,削弱了部分负环境外部效应。④ 农业经济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COD、TN、TP污染;畜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COD、TP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并改善农业环境。⑤ 农业集聚对COD污染的降污效应较弱,农业COD污染较为严重且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养殖,畜牧业污染防治亟待加强。     

物流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有效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文章首先对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依赖性进行了检验。然后,基于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因变量空间滞后项和自变量空间滞后项,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方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着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物流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而且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企业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深圳污染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