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中国为实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模型以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以SO2排放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为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是有差异的。因此,应采取形式多样和有地区差异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以雾霾污染为例

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     

环境规制赋能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优化抑或需求牵引

加快产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对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供需视角探究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运用2008—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环境规制在供给端通过要素升级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需求端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地区资源禀赋和互联网发展程度有关，在非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城市，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既依靠供给优化，又依托需求牵引，但在资源型城市或互联网发展程度较低城市，仅依靠供给优化；(4)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以产业转移为主要表现形式，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为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应健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效应；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基于空间计量的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绿色创新研究

利用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环境规制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命令型、公众参与型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命令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均不显著;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但产业结构抑制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工业SO_2减排

使用Laspeyres分解方法对2004—2008,2008—2013年中国工业SO_2减排进行分解得到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分析3种效应减排量的时空变化。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SO_2减排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和减排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1)规模和技术效应是加剧和减少SO_2排放的主要途径,技术效应对规模效应的补偿是SO_2减排的重要原因。(2)"两控区"政策在第一时段显著促进SO_2减排,第二时段不再显著,命令型规制效力有所降低。(3)两个时段排污收费均能有效抑制规模效应导致的污染增加,显示市场型规制效力稳健。(4)市场型规制与技术效应存在协同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十三五"时期我国计划SO_2总量减排15%,因地制宜调整环境规制类型与强度是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2017年省级碳收支核算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影响碳排放公平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省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区域差异性显著,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2)中国省域碳排放公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公平性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则对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层面看,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各省（市）碳排放公平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公平性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环境规制是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碳排放公平性提升及溢出的主要因素。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污染型制造业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选取83个直辖市、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对 2005-2015年污染型制造业格局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时序变化特点表现为污染型制造业在下游地区呈衰减趋势的同时，中游却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由沪宁杭沿长江向安徽皖江城市带、九江、荆州、长沙等中游地区扩散的态势；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是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对污染型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等传统产业区位因素呈负相关关系；③分地区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是中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拉力，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和创新能力对下游地区污染型制造业的衰减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     

城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及交互影响

利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揭示城市产业结构变迁与土地利用效率的交互影响,为新常态下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管理改革提供政策依据。研究表明:(1)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进呈现点状向面状、带状拓展的趋势,并与产业结构变迁保持一定的空间耦合性。(2)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呈自东向西的阶梯式分布和动态转移特征。(3)从GMM估计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滞后3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滞后1期和2期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脉冲效应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冲击对土地利用效率均产生影响,但作用机制和效果截然相反。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土地利用效率改进存在动态依赖性;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土地利用效率表现为互惠互利的"双赢"效应。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对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倒逼效应",但当前阶段仅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显著。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绿色金融影响下中国污染性产业技术创新及其空间差异

基于2015—2018年中国335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剖析绿色金融对污染性产业的技术效应,探讨其与环境规制、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区分不同产业类型,厘清绿色金融技术效应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在不同区域促成污染性重工业和轻工业技术创新;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并且这种协同对轻工业更有效,在中西部地区更突出;对于污染性轻工业,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研发投入激励技术创新的现象广泛存在,而污染性重工业仅在西部地区出现类似现象。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呈现轻工业强于重工业,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特征,结合中国环境治理与科技创新现实,绿色金融与环境和科技政策有望相互增益。     

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是评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测度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以及Tobit模型,探讨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 2000-2012年中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呈现"综合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态势;2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递增,且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态势明显;3经济发展、城镇化、技术投入、市场化、全球化等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例)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中国环境规制、地理区位与企业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基于地理区位视角的研究较少。应用中国环境规制地理空间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作用显著,邻近城市环境规制提升有利于本城市企业生产率增长;环境规制对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影响不明显;不同的地理区位,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在地理区位视角下,针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具有各自的解释空间。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其发展布局会受到地方保护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1980-2014年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3个阶段,总体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中部省份是现阶段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通过建立区域属性模型、区域—产业交互项模型,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空间变化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已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污染程度高的产业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相比高税收产业,高国有比重的产业更易受到地方的保护;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作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彼此之间相互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部地区比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的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中西部地区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应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黄河流域要素效能发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在环境约束下要素效能充分发挥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素效能由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有机构成,前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必然前提,后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内在要求。基于环境规制影响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2008—2019年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通过人口集聚实现要素质量升级,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要素效率提高,并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促进要素效能发挥。（2）环境规制与要素质量升级、要素效率提高、要素效能发挥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3）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要素效能发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环境规制先抑制后促进要素效能发挥,二者呈“U”型关系;在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从微观要素层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对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