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集疏格局与市民化路径

系统回顾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变动与集疏格局,包括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基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属性差异的省际流动人口模式以及基于城市规模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采用趋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预测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趋势,由此提出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径与建议如下：①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重塑着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应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市民化;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省内流动人口的就近市民化;③ 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山西省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其中,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聚趋势最为显著,晋北地区集聚由强变弱,晋西地区集聚逐步增强,晋南地区变化较稳定。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经济因素,认为经济总量的增加与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煤炭销售量与迁移人口规模关系不明显;三次产业产值与迁移人口就业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省会太原市第三产业对迁移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县(县级市)第二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大,而地级市三次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不明显;公路网密度和等级与迁移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密度对迁移人口集聚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移态势研究

采用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在全国总迁移人口中的地位变化的省际总体特征和个体特征,探讨了各省级单元农村人口迁移在总人口迁移中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时间变化的原因。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布格局,分别从省际、省内两个空间尺度,分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及空间分异

以2009—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各城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对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探究与分区。结果表明：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集聚特征显著,省际、省内差异明显;区域上,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格局;规模等级上,随着城市规模等级降低而递增。②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众多因素交互驱动的结果,且各驱动因素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呈现出空间带状或片状分布规律。③ 根据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和科技投入水平主导的东南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主导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集聚主导的西南地区;土地市场化主导的西北地区;人口集聚、土地财政、基础设施水平主导的东北地区。未来应因城施策、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中国风景名胜区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潜力空间测度

基于旅游系统的区域开放性,从省内、省际两个角度出发,对国家级风景区的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和市场潜力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风景区离散或集聚的规律性分布,使整体可达性区域差异性明显,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由南北两侧向中间递增的分布格局。② 省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省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中原地区,与省内交通可达性相比,省际交通区域差异性更加明显,与航空可达性相比,铁路可达性对省际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更大。③ 整体市场潜力呈现“带—团”状聚集式分布,基本形成了以东部沿海经济带为主的“带状”高市场潜力区,中部团状聚集式的较高市场潜力区,以及西部偏远低市场潜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省内市场潜力相比,省际市场潜力区域差异性更大,不同区域、种类的风景区省内、省际市场潜力优势不同。④ 旅游实际市场与市场潜力发展核心区空间错位明显,实际市场核心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市场潜力核心区则相对靠北,集中在中原及京津冀地区。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的演化格局及影响机理

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促使中国人才迁移的地理景观正涌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势。利用中国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揭示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全国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趋势,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解释高学历人才省际迁移格局的演化机理。结果发现：① 中国高学历人才跨省流动性呈先增后减的演化趋势,人才省际迁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开始趋于均衡化。② 东部发达省市人才净流入活跃,中部、东北和河北等地区人才净迁出活跃,2010年后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入及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高强度净流失问题均开始缓解。③ 高学历人才由中西部流动至东部地区的主要迁移模式比较稳定,但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才迁移规模持续上升。④ 从影响因素的演化趋势上看,全国人才省际迁移主要为经济驱动型,但收入在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减弱,产业转型、购房成本、教育服务舒适性及气候舒适性对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影响开始增强。⑤ 全国人才跨省流动性的演化机制具有一定的阶段分异性,前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人才跨省流动性升高的主要动因;之后人才跨省流动性的减弱主要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地区过高的购房成本及小学教育服务设施短缺等因素影响。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分散化态势,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迁入地由广东省“一枝独秀”向多极化演变,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成为新的四大迁出地。利用净迁移流构建的省际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紧凑化和均衡化趋势;迁移流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地区,但新增加迁移流集中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强度和方向,可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种类型。省际迁移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城乡人口结构,通过不同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00-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增加的贡献占到了18.13%。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影响——一个方法论探讨

持续活跃的迁移流动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也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结构的关键因素。为量化估计人口流动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将人口流动的作用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并从地级尺度分析中国人口流动对区域老龄化进程的作用,解读其空间规律和内在机制。总体而言,人口流动导致多数地区老龄化加深,仅有少数地区的老龄化得到缓解;人口流入对老龄化的降低作用和流出的提升作用并非绝对。人口流动的老龄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聚散特征：“胡焕庸线”是重要分界,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多数地区降低作用突出,人口大量流出的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提升作用明显。规模效应在人口流动对老龄化及其空间格局的影响中发挥主导作用;按流入、流出分解后,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得以体现。规模和结构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作用模式。最后开展了类型分析,并探讨了各类型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的特征和未来趋势。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短期预测分析

人口迁移是一个时空路径依赖过程,同时受迁移存量和周边迁移状况影响。当前人口迁移预测大多建立在时间序列模型之上,重点考虑迁移流在时间维度上的联系,忽视了其中的时空关联。该文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方法与普通泊松模型相结合,考虑迁移流中可能存在的时空滞后和同期两种结构,对1985-2015年不同时段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并利用拟合程度较优的模型预测2015-2025年省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特征向量时空滞后和同期滤波泊松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研究时段省际人口迁移过程,自1985年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不仅受迁出地和迁入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也与过去迁移存量及周边迁移流密切相关;2)区域人口规模和GDP对迁移流的“推—拉”作用符合预期,地区人口规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会促进人口外迁,反之则有利于吸引外来人口;3)与特征向量时空滞后滤波泊松模型相比,时空同期模型更便于捕捉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时空路径依赖特性,意味着当前人口迁移流的发展更易受到同时期周边迁移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4)预计2015-2025年我国省际迁移总量持续增加,呈现更集聚的空间模式,高迁入与高迁出区域在空间上相连,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高密度迁移地带”。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模型拓展到人口迁移这一空间相互作用领域,可为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中国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分布时空动态比较——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复合1992-2012年DMSP/OLS稳定夜间灯光等多源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运用多种城市规模分布理论方法,对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分布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系统比较。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城市用地规模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速度,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比城市用地规模分布更为均衡;城市用地规模呈首位型分布但首位优势在减弱,城市人口规模呈位次型分布但首位优势在增强;位序迅速上升的城市主要位于山东省和河北省,位序显著下降的城市主要位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空间分布呈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极化特征,且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空间特征比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区域城市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江苏省银行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平台的银行网点地理数据,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对五大商业银行、农业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江苏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并揭示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整体上,江苏省银行网点空间偏向分布差异明显“南多北少”,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区密集分布和外围分散分布”;不同类型银行由于功能和市场定位的不同,除在城区密集分布的共性外,在城市外围区域的分布密度和服务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五大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倾向于人口规模大、城镇化率高的城市,农业金融机构网点更依赖于农业人口因素,中小商业银行网点偏爱二三产业发达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江苏地方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国外资本输入较多的城市。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性质等制度因素对农业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