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之间联系密切,研究根据二者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中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2008—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绿色发展和动能转换综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空间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水平最高。② 各省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逐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为轴带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川”字阶梯型发展格局。③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位于“低-低”类型区域的省份最多,高值和低值区域趋于两极集聚分布。④ 2008—2018年耦合协调度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迁移,耦合协调度呈向西南方向分散的态势。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分散态势,中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西部地区呈东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与人文地理学研究

全球化、城镇化作为驱动人地系统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和改变的关键过程,持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转型与重塑。本文认为乡村孕育了城市,乡城关系实质上是母子关系,是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文要素转移、人地关系转变、城乡发展转型的一种综合表征,具体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与城市之间土地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产业园区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诸多方面;传统的城乡关系认知忽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多维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地理综合体及其功能价值,成为产生乡村短板效应凸显、城乡发展权能受损、城乡地域功能紊乱等突出问题的根源;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基于乡村母体思维,创新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是破解当前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人文地理学迫切需要强化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交叉研究,创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同观测体系,突出乡村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性和系统综合性,重塑全球乡村观、乡城系统观,探究可持续的全球乡村人地关系、城乡融合关系、村镇居业关系。乡村人地系统研究应聚焦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及其复杂交互过程与效应,以多学科交叉、新领域拓展与新学科培育为支撑,创建人地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与多源数据融合计算方法论,基于过程—机理—格局的研究思路和监测—模拟—决策支持的技术路径,探寻实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与乡城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共同治理的有机衔接路径。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的重点任务之一,新的发展环境及政策框架正促使海南省城乡关系快速转型。采用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回归模型,从城乡空间、经济和社会等维度,分析了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省城乡协调综合指数呈现明显的先降后升态势,由1988年的0.319 9到1993年的0.153 9,2019年达0.851 9;②海南省城乡各子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度主要处于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最后达到中级协调,城乡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增强;③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经历城乡二元加剧、城乡二元固化、城乡关系趋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期四个阶段,低水平城乡均衡发展是重要特征,高质量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是关键;④经济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最为明显,但呈负相关,其次为市场消费、产业结构、乡村发展、交通通达性、城镇发展和政府行为,对外开放对城乡关系演化影响相对较弱;⑤制度创新、对外合作、产业优化、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县域城乡融合评价及差异化发展路径——以浙江山区26县为例

基于综合评价法、变异系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从要素层面开展1995—2020年浙江山区26县城乡融合水平评价及差异化路径研究。研究表明：(1)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稳定增长,且呈组团状分布格局。(2)山区26县各要素间协调互动作用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以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为分水岭,实现由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阶段式跨越;创新型要素内部、创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尚未形成良好的互馈效应。(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技术要素辐射范围和深度不够、对区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带动作用不足是制约山区26县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未来,可从强化要素流动与组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城乡融合发展障碍因素、加强区域密联4个方面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差异化路径,以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明晰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特征、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苏省县域尺度1997、2002、2007、2012、2017年5期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乡村转型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时空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先下降后逐渐回升,高速转型地域单元南部扩散趋势明显。研究末期苏北地区乡村地域功能中高速转型单元热点集聚,苏中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江苏省县域乡村经济增长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苏北地区县域乡村经济加速增长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化和辐射扩散趋势明显。(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基本一致性,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协同发展演化为研究中期的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末期再次形成有序优质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作用形成6种空间协同类型,具体为经济滞后区、协同滞后区、经济提升区、转型提升区、优化升级区和先行发展区。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公共服务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面外部效应。依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性、效益性与协调性原则,结合AHP、熵值与聚类分析方法,建立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耦合发展模型,揭示研究区公共服务、城乡互动发展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 新疆各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有所差异,空间非公平性>人口非公平性。（2） 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以及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呈现较低、一般（中等）、较高三个类型。（3） 公共服务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东南片区>西北片区;城乡互动水平空间差异呈现出天山北坡经济带高于其他区域。（4） 新疆大部分处于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相互影响、相互磨合的过渡发展阶段,导致公共服务损益或城乡互动损益,个别区域处在两个系统相互制约、失调衰退阶段。通过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互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大、中、小多层次城镇空间格局,继续完善和开拓新的公共服务增长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乡社会发展需求等建议措施,为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发展公平与效率,促进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京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研究

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1)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2)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3)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