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国家地缘脆弱性探索——缅甸案例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启示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学科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地缘脆弱性研究框架,系统探索了缅甸典型的国家地缘脆弱性特征。资源环境禀赋、内部地域结构等引致的经济政治体系、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是缅甸脆弱性的本底特征,而缅甸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及决策则从根本上影响其地缘战略位态。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也是中国解围破局重要的地缘战略出口。近期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加强中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     

基于GDELT事件数据的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测度与分析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对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研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地缘政治事件频发。通过事件分析刻画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的等级,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1)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总体稳定可控,但内部时空差异较大。菲律宾和缅甸的地缘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老挝、新加坡、东帝汶和越南较低,其他国家则处于波动状态。(2)印尼、柬、泰、马等四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内部事件影响高于其他五国,国家内部问题亟待解决;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和新加坡等五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较高,内部环境相对较为稳定。(3)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远高于内部事件影响,其中外部事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域内国家占比较低,主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研究结果为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情况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

伴随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围绕古典地缘战略理论的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激起有关“一带一路”是否是中国当前全球地缘战略的讨论。2019年新冠疫情叠加中美大脱钩使得中国适时调整和制定符合当前整体地缘环境态势的地缘战略迫在眉睫,这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能否实现。本文借鉴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重新解读了古典的地缘战略理论。在归纳总结古典地缘战略理论所具有的固有特征后,反驳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地缘战略的观点。借用古典地缘战略隐含的构建方式,在分析全球地缘环境、中美地缘关系和中国地缘环境后,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前中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周边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继续围绕中国周边地区的对抗甚至全球尺度的冲突对于双方甚至全球都是不利的。中美必须走出过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强国必霸的主体间性的共识,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中美互动实践的良性循环,以此结束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走向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回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研究的历史进程基础上,诠释了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梳理了主要的中外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明确指出地缘政治战略决定着大国竞争方向。中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环境最复杂的国家,在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着一个“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贯穿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北亚、中亚五大地缘政治战略区,构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东南亚中国南海之争直接威胁到中国领土安全;目前东北亚已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热点中的热点;南亚存在着中印陆海长期之争;北亚俄罗斯将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中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将长期影响着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研究表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对于中国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① 对下好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② 是“一带一路”战略破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构成要素;③ 对遏制东北亚局部战争、确保国家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是一项世界级的大工程,投资建设的成本大,效益也大,同时风险也大。基于此,要汲取国内外世界级大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相关问题,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上马。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路径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重要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重要的国际活动参与者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地理学框架中深入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角色,可以更加系统地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元地缘关系。论文依据地理学尺度思想梳理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分类,并归纳其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途径,以期在理论上完善对地缘政治主体的研究,搭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认识框架,实践上指导中国“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的开展。主要结论包括：① 非国家行为体没有动摇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在世界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力量的拓展,二是对传统的国家边界、主权有空间上的突破;② 在国际事务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互动及相关行为对国际安全、制度、认知和权力空间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一定损害和威胁;③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和维护全球治理,塑造地缘政治想象与认同,以及调节和重塑地缘政治空间边界三种方式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因此,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通过与之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合理管理、警惕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以及培育鼓励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等多种方式应对其潜在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基础、动因及地缘政治影响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具有独特的区位和地缘政治优势。土耳其立足自身需求和交通基础，提出“中间走廊”倡议，旨在欧亚大陆跨国运输和经贸往来中充分发挥枢纽功能，提升区域大国影响力，“中间走廊”倡议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具有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中间走廊”倡议进一步强化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存在孤立亚美尼亚嫌疑，对俄罗斯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有一定的冲击；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具有多维性，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潜在风险。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存在合作基础，二者战略对接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时局变化，充分认识和评估彼此的战略诉求和利益布局，以及文化和历史差异，求同存异，寻求利益契合点，规避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南海地缘战略逻辑演进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构

南海因其所具有的重要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地位而成为大国竞相角逐之地。然而,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南海地缘战略并非只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单一逻辑,而是迈向政治与经济、文化交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逻辑状态。南海周边国家经贸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已经形成互赖的地缘经济格局,但是南海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的制度重叠、制度竞争与制度过剩仍暴露了地缘经济中的竞争逻辑。“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区域合作平台,有助于超越传统地缘经济竞争逻辑。东亚意识的产生、南海地缘政治经济互赖以及南海制度规范的建立使得南海地缘文化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迈向共同体逻辑。建构融安全、利益以及信任为一体的南海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对话协商自主制定地区规则、加强南海地区功能性合作、通过多轨外交增进地区互信,使南海成为“友好、和平、合作”之海。     

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情景分析：中国的视角

地缘政治环境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用简约化理论和量化手段来应对，故尝试运用情景分析法来阐释其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的适用性。情景分析法是一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状况进行描述的方法，具有应对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弥补简约化理论解释和预测能力不足的功能。基于地缘政治想象，地缘政治行为主体进行的地缘政治实践改变了既有地缘政治状态的结果，从而引起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此为背景将情景分析法应用于分析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预测可能会出现中美竞合、中美俄日印五强博弈、部分周边国家游离于大国间、朝越菲等弱国逞强等四种常规情景和领土争端引发领土战争、美国军事手段消除朝鲜核威慑、朝鲜半岛冲突引发大国对抗等三种突发情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情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引导世界新变革的战略举措,其实施将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新现象和地缘战略新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以中国为网络枢纽引发的全球地缘板块"共振",尽管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战略,但是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战略属性。地缘政治作为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可用来理解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驱动因素,为维护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提供思路和理论借鉴。为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动机、环境、效应、风险、策略等方面客观地论述不同学者和国家行为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以及"一带一路"客观上所形成地缘关系的变化。针对相关研究进展,提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构建相关地缘政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深化"一带一路"地缘环境分析;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地缘战略效应和风险,加强地缘政治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以此提高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决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的外贸效应

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机理,基于欧氏距离法对地缘经济关系进行测算,并通过扩展引力模型分析地缘经济关系和物流绩效的对外贸易效应。结果表明:西南四省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但地缘经济关系以竞争型为主,且竞争性随时间演化整体上呈逐年减弱的趋势;地缘经济关系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其阻碍系数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呈下降的趋势;国际物流绩效因子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其影响强度较小且不显著,而实施后表现为显著为正。     

韩国“新北方政策”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挑战

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为中韩两国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主要探讨韩国“新北方政策”的内涵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进展、机遇与挑战,得出双方对接的合作机遇主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4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性风险、地缘风险和投资合作风险的三大挑战。在具体对接过程中,产业、金融、物流3个领域可能成为突破口。     

边境城镇的产业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当地发展条件等多元要素影响,嵌套于多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的产业演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边境城镇——云南省勐腊县作为案例区域,在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图谱、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勐腊县的典型产业演化过程及多尺度要素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勐腊县的橡胶、制糖和旅游三大典型产业均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勐腊县作为边境县,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步、集聚和整合三个阶段;产业的演化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开发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尺度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速,勐腊县获得了边境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众多跨境合作发展新动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地缘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

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回潮与资源环境危机推动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成为影响国家地缘安全的关键变量。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在“稀缺-冲突”范式下激化流域各国的矛盾,引发的水资源冲突联合域外势力进一步作用于国家地缘安全;在地缘安全视角下,中国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经历了从“弱安全化”到“强安全化”再到“去安全化”的演进;水环境治理、水量分配及水开发利益协调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核心议题,涉及的跨境水资源污染、水权分配以及水电开发争议等问题与国家地缘安全密切相关;东北、西北及西南三大国际河流密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地域分异明显,在差异化的地缘环境下带来多元的地缘安全威胁;最后基于“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背景对中国未来外交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