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地缘政治区及国家聚合-分离指数构建与应用——以东南亚为例

在借鉴哈特向对国家内部向心力-离心力思想的基础上,以地缘环境评估框架为指导,从影响世界上不同地缘政治区聚合-分离情况的要素进行考量,搭建了具有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家及地缘政治区2个尺度的聚合-分离指数评价体系,以期从国家和地缘政治区2个尺度定量衡量向心凝聚或离心分裂的倾向,并以东南亚区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南亚地区整体的向心凝聚力较高,但随年际变化呈现跌宕下行的态势;2）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缅甸聚合-分离指数较高,为强聚合型国家;越南、文莱、菲律宾3国的聚合倾向较低,为弱聚合型国家;而东帝汶长期处于与东南亚地区游离的状态,属于弱分离型国家。总体上,东南亚呈现大多数国家聚合且数值较为接近、少部分国家出现断层型分离趋势的特征,属聚合-分离兼备型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的外贸效应

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机理,基于欧氏距离法对地缘经济关系进行测算,并通过扩展引力模型分析地缘经济关系和物流绩效的对外贸易效应。结果表明:西南四省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但地缘经济关系以竞争型为主,且竞争性随时间演化整体上呈逐年减弱的趋势;地缘经济关系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其阻碍系数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呈下降的趋势;国际物流绩效因子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其影响强度较小且不显著,而实施后表现为显著为正。     

国家地缘脆弱性探索——缅甸案例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启示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学科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地缘脆弱性研究框架,系统探索了缅甸典型的国家地缘脆弱性特征。资源环境禀赋、内部地域结构等引致的经济政治体系、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是缅甸脆弱性的本底特征,而缅甸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及决策则从根本上影响其地缘战略位态。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也是中国解围破局重要的地缘战略出口。近期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加强中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     

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基础、动因及地缘政治影响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具有独特的区位和地缘政治优势。土耳其立足自身需求和交通基础，提出“中间走廊”倡议，旨在欧亚大陆跨国运输和经贸往来中充分发挥枢纽功能，提升区域大国影响力，“中间走廊”倡议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具有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中间走廊”倡议进一步强化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存在孤立亚美尼亚嫌疑，对俄罗斯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有一定的冲击；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具有多维性，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潜在风险。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存在合作基础，二者战略对接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时局变化，充分认识和评估彼此的战略诉求和利益布局，以及文化和历史差异，求同存异，寻求利益契合点，规避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与全球战略

简要叙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崛起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重要区域（国家）的地缘政治倾向及与中国发展经贸和产能合作可能的前景,指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可能将遇到的问题,并就加强“一带一路”研究及资料收集、整理、管理工作提了建议。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回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研究的历史进程基础上,诠释了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梳理了主要的中外地缘政治理论与地缘政治战略,明确指出地缘政治战略决定着大国竞争方向。中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环境最复杂的国家,在中国周边长期存在着一个“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V”字型地缘政治热点线贯穿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北亚、中亚五大地缘政治战略区,构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东南亚中国南海之争直接威胁到中国领土安全;目前东北亚已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热点中的热点;南亚存在着中印陆海长期之争;北亚俄罗斯将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中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将长期影响着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研究表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对于中国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① 对下好中国的地缘政治“大棋局”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② 是“一带一路”战略破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构成要素;③ 对遏制东北亚局部战争、确保国家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是一项世界级的大工程,投资建设的成本大,效益也大,同时风险也大。基于此,要汲取国内外世界级大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真研究相关问题,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上马。     

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路径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社会最重要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重要的国际活动参与者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地理学框架中深入探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角色,可以更加系统地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元地缘关系。论文依据地理学尺度思想梳理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分类,并归纳其地缘政治空间影响及实现途径,以期在理论上完善对地缘政治主体的研究,搭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认识框架,实践上指导中国“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的开展。主要结论包括：① 非国家行为体没有动摇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地位,但在世界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力量的拓展,二是对传统的国家边界、主权有空间上的突破;② 在国际事务上,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互动及相关行为对国际安全、制度、认知和权力空间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造成了一定损害和威胁;③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参与和维护全球治理,塑造地缘政治想象与认同,以及调节和重塑地缘政治空间边界三种方式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因此,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通过与之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合理管理、警惕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以及培育鼓励中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等多种方式应对其潜在影响。     

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印度的地缘竞争日益激烈。加强对印度地缘环境解构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识别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地缘策略。本文从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内部三个尺度来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并论证了印度如何在其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地缘战略：（1）在全球尺度上,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印度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2）在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优势,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地位;（3）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实力被内部的多样性（包括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所肢解,如何加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印度面临的极大挑战。根据印度地缘环境的特点和中印的权力对比情况,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加强与印度的利益共同体建构、加强区域内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在中印边境区,中国作为权力的强势方,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     

地缘政治风险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全球和区域和平、稳定与发展的5大风险之一。如何识别、评估、预测和管理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地缘政治风险这一术语的定义还不统一。当前地缘政治风险研究,在致险因素分析、风险影响刻画、风险量化与制图等领域都有一些新进展。针对地缘政治风险致险因子的时空差异性和多变性、各致险因子相互影响与反馈机制的复杂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对致险因素的精准识别,地缘政治风险形成的机理,地缘政治风险监测与模拟等研究成为核心和前沿问题。中国未来地缘政治风险和重要研究方向包括：周边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研究;地缘政治风险的定量化与模拟研究;跨学科、大数据、多终端的地缘政治风险集成计算方法与预警服务平台建设;凝炼科学问题,提升对现实地缘政治问题的解释能力。     

中南半岛地缘综合风险评价与机制分析

中南半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构建综合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南半岛及五个主要国家的综合风险及演变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南半岛整体综合风险属于中等偏高风险,其中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较高。②中南半岛综合风险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综合风险指数平均值由高至低依次为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③2012—2018年间,中南半岛五国综合风险整体较为平稳且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其中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波动较大。④关键风险因子及作用机制在不同国家存在较大分异。最后,提出了不同国别的风险防范建议。     

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分析——兼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自“地缘政治”一词创立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已经历了120年的发展,期间诞生了众多理论流派,然而其影响却在日渐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发展思路以及由此导致对现实研究不足所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为主,直到2010年掀起以“地缘环境”研究为主题的复兴议程。地缘环境研究将地理知识和政治融入地缘政治分析过程中,这一研究方向与思路不仅有助于地缘政治研究的变革与创新,还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前期对有关地缘环境概念、构成、结构、模拟等内容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并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展现了跨学科融合研究视角下日本受国内外多要素、长时间、多尺度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地缘环境演变,对其中涉及到的日本对内、对外的政策制定与变化也从其面临的地缘环境视角进行了解读。最后为深化对当前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提出了三条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述评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冷战时期展开地缘战略博弈的两大阵营势力的淡化与退出,缓和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大东盟”的内部联合,并强化了自身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而世界大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对航道安全的关注,也凸显了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三是中国的崛起效应。这些变化引起了新一轮的大国战略考量,并在美国的推力下,其它几个大国借着新时期南海问题、缅甸民主化等地缘环境的变化,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实现了平衡和遏制中国的深层次战略目标,从而也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大国互动关系的复杂化和大国战略博弈的炽热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格局

高铁的空间运送能力极强,但建设耗资巨大,并因此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着迅速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高铁的贸易格局兼具国际政治和外交属性。中、日、德、法是目前主要的高铁出口国,在国际高铁市场上竞争激烈。本文从地缘政治的"空间—权力"视角出发,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影响利益逻辑,综合考量高铁修建的基础条件、高铁出口竞争国的空间利益格局、中国的竞争优势等方面,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尝试得出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及合作方式。主要结论为：①中国“高铁外交”的优先发展空间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和巴西等国;②中国与美、韩、俄、哈、澳5国可展开多层次的高铁合作,与印、泰、越、印尼4国可从发电、输变电等前期工程开始合作,与巴西、马来西亚两国可根据市场需求先进行前期的工程合作;③除高铁优先发展空间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风险的前提下融资、投资和承建;④在中国利益重点区域之外,从高铁修建的经济利益出发,在经济基础较好且已有铁路合作的国家进一步进行高铁合作可行性较大,如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     

地缘战略角度思考中国与中南半岛合作的重要意义

中南半岛是亚洲南部的三大半岛之一,是东南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缅甸、老挝、越南与中国有接壤。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南半岛作为我国“三环外交”中第一环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国与中南半岛具有区域合作、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地缘战略考虑。     

冷战以来柬埔寨地缘政治变动研究

冷战以来,柬埔寨地缘政治经历了从碎片化到重组的变动。其既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进行冷战与热战博弈的最前沿阵地之一,也是冷战后各域外政治力量在地缘战略上积极争取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在导致柬埔寨地缘政治变动的诸多因素中,外部因素是决定其地缘政治变动的主导性因素,国内政治派别斗争的分化与组合是导致其地缘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双重因素作用下,冷战以来的柬埔寨地缘政治具有地缘政治棋盘和地缘战略楔子的显著特点。而对冷战以来柬埔寨地缘政治变动的趋势、成因和特征的探讨,对我国的柬埔寨地缘政治研究和我国对柬埔寨地缘政治的战略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