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Ⅲ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几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NF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但鲜有研究去分析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几寨沟和英国New Forest国家公园为例,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分析了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特点及其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可能原因.研究结论表明:(1)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2)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尤其是旅游获益感知;并通过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3)自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都很积极正面,并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两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均显著逊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并没有因为期望落差而对当地旅游开发持否定态度.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

居民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一方,居民的地方感、对获取利益和付出成本的感知将影响居民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三清山景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①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旅游影响感知分为成本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和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对居民地方感、满意度中介影响最为显著;② 地方感与旅游影响感知存在相互影响,成本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不显著,获益感知与地方感显著正向相关,其中情感性获益感知相对物质性获益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更明显;③ 居民情感性获益感知与物质性获益感知相互作用显著;④ 原住民相对于非原住民地方感更强,情感性获益感知更高,对旅游成本感知更敏感,对物质性获益感知部分低于非原住民。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居民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影响研究

剖析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旅游发展态度,推动其参与和支持旅游发展,对促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以往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东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且量表侧重强调旅游影响的结果,对居民感知变化的过程反映不够。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三生理念"为指导,在对已有测量量表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基于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布依族社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揭示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案例地旅游社区居民的生产感知和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没有获得支持;(2)从路径系数值大小来看,案例地社区居民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生产感知的影响程度次之;(3)从观测变量来看,家庭工作类型和收入受生产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住房和医疗卫生条件受生活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水质量和土壤质量受生态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研究结论揭示了处于发展阶段的民族旅游地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主要因素,政策建议可为案例地社区实现生产集约、生活宜居、生态良好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以广西阳朔县为例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假设模型,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5个重要驱动因素。(2)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等变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期望、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则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3)在5个驱动因素中,正面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对居民满意度的总效应最大。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

居民感知和态度是居民对旅游发展最直观的评价。因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会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较大空间尺度内,距离因素是居民感知和态度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为了研究小尺度空间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异质性因素,以毗邻黄山风景区的4个社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期望,对旅游经济、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区位、社区和风景区3个方面梳理毗邻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发现,距离风景区的相对区位、社区组织介入资源开发和协调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共同影响了社区旅游发展和居民旅游收益,导致了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相对于区位条件和风景区治理模式等外在因素,毗邻社区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能动作用,促进社区与风景区协调发展。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古镇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

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到当地旅游业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态度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以浙江省乌镇 458位居民为样本，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和信任旅游开发公司为调节，实证考察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无关的平行构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弱化作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部分中介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直接影响为判断依据会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信任旅游开发公司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对明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获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电子游戏中的旅游目的地要素对玩家旅游意愿的影响（英文）

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利用各种媒体持续地与其目标市场沟通,以期说服他们对目的地的态度,为目的地吸引更多的游客。电子游戏无疑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增添了新的手段。本研究基于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模型,构建了以游戏要素为自变量、旅游目的地形象为中介变量、旅游意愿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并以《刺客信条:大革命》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电子游戏中的旅游目的地元素对玩家的目的地形象感知以及玩家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得出了游戏体验和角色依恋对玩家的旅游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作为中介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游戏玩家的旅游意愿。本研究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和电子游戏的结合提供了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