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山地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的去权与形成机制——-以安徽天堂寨旅游区为例

以安徽省天堂寨旅游区为案例地,运用深度访谈、制度文本分析、典型个案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山区旅游业发展初期阶段对社区居民的去权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在生产生活空间、自然资源使用、信息获取、旅游获益与旅游参与五个方面产生了去权效果。②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去权的形成机制是政府发展战略与制度设计、社区精英关系网络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支持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揭示多个社区利益群体相互联合对社区居民去权的过程与机制,政策建议是通过完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式、加强行政监督、及时发布相关旅游发展信息、加强居民旅游参与的能力建设,使这种旅游发展政策发挥更佳效果。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表明:社区增权在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不平衡是社区参与旅游机会差异的表征,不同...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县域旅游规划中居民旅游感知研究--以安徽庐江县为例

社区居民是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外旅游规划中一直非常重视社区参与,而我国旅游规划仍重在资源导向、市场导向及形象导向,忽视了居民感知调查与分析。由于县域旅游发展中所涉及到的居民利益问题尤为复杂,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时更应充分考虑与尊重当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文章以安徽庐江县为例,构建了县域居民旅游感知因素研究框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居民旅游感知分析对县域旅游发展规划的作用及意义,旨在提出一种新的规划思路,丰富旅游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分析

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研究以希拉穆仁和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借助社会统计软件工具,分别就社区居民对草原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的感知和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行为的感知和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可知：（1）草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比较强烈;（2）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正效应持积极态度;（3）对旅游发展促进居民素质提高比较认同;（4）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5）对旅游发展影响的负效应持中立态度。最后希望政府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旅游相关的教育培训,以培养其参与旅游发展和利益分享的技能。     

南京市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及旅游行为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基于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法,以南京市为例,从城市居民感知视角考察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从旅游偏好、旅游频率和空间分布等方面探讨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行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的知晓度、居民对各乡村旅游点开发水平的感知与其空间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总体印象与旅游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对策与建议。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进展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相关问题,是社区可持续旅游的必要问题。文献搜索方面,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中2007～2017年48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中文文献以CNKI中2007～2017年49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所收集的数据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并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与热点。国外文献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主体、居民参与感知、态度和影响以及管理等方面;国内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模式、相关理论、社区参与权利、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影响等5个方面。最后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社区增权以及研究主体等方面进行国内外研究比较。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NF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但鲜有研究去分析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几寨沟和英国New Forest国家公园为例,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分析了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特点及其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可能原因.研究结论表明:(1)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2)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尤其是旅游获益感知;并通过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3)自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都很积极正面,并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两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均显著逊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并没有因为期望落差而对当地旅游开发持否定态度.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居民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影响研究

剖析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旅游发展态度,推动其参与和支持旅游发展,对促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以往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东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且量表侧重强调旅游影响的结果,对居民感知变化的过程反映不够。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三生理念"为指导,在对已有测量量表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基于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布依族社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揭示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案例地旅游社区居民的生产感知和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没有获得支持;(2)从路径系数值大小来看,案例地社区居民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生产感知的影响程度次之;(3)从观测变量来看,家庭工作类型和收入受生产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住房和医疗卫生条件受生活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水质量和土壤质量受生态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研究结论揭示了处于发展阶段的民族旅游地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主要因素,政策建议可为案例地社区实现生产集约、生活宜居、生态良好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相对剥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研究 ——以江西婺源县李坑、思溪为例

居民不规范行为危害性极大,传统相关研究多基于社会交换视角,存在一定局限。相对剥夺理论在研究人们的不规范行为上存在一定优势,但鲜有应用于旅游研究。以社区问题明显的李坑、思溪两村落为例,结合相对剥夺理论对居民不规范行为的成因和形式等进行了定性分析。与传统研究不同,发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其对旅游负面影响的纵向感知并无直接关系,而主要与横向剥夺感相关。研究表明,相对剥夺理论或可作为居民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并在预防和管控旅游地社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