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

探索农文旅长效融合机制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鉴于此,选取表征农文旅发展水平的名录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CCD）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探究了中国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结果表明：（1）农、文、旅3产业发展水平不同步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特征突出。（2）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文旅先行、农业滞后”的特征,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3）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集聚特征显著,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局部分异特征。（4）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强度分别为：创新水平>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5）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受多因子复杂耦合作用,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其他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明晰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特征、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苏省县域尺度1997、2002、2007、2012、2017年5期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乡村转型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时空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先下降后逐渐回升,高速转型地域单元南部扩散趋势明显。研究末期苏北地区乡村地域功能中高速转型单元热点集聚,苏中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江苏省县域乡村经济增长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苏北地区县域乡村经济加速增长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化和辐射扩散趋势明显。(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基本一致性,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协同发展演化为研究中期的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末期再次形成有序优质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作用形成6种空间协同类型,具体为经济滞后区、协同滞后区、经济提升区、转型提升区、优化升级区和先行发展区。     

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实证

利用区位熵、耦合协调模型、趋势面分析、引力模型等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并对其空间联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2004~2014年,各个城市单元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逐渐形成三大连绵较高协调集聚区,长江经济带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趋势;空间联系的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比较稳定,长三角城市群是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基地和优势集聚区;长江下游地区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并且逐渐形成由以长三角为核心城市圈,牵引长江中上游城市多极化发展的网络结构。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并进行时空演进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双链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双链协调发展，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双链协调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最后，从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搭建要素共享平台和构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大陆省域旅游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研究2007-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城镇化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在空间格局上,中国大陆各省域旅游效率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与二者的空间特征相似,中高值区与中低值区分化明显,高值区呈现分散组团分布。2)在时间演化上,北京、上海为一级核心区,重庆、广州为二级核心区,外围区在极化作用与扩散作用下与核心区相互依存,旅游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从"两级多核"向"一带两核"过渡。3)在子群划分上,目前旅游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仍处于中低发展水平的子群行列,未实现高层次的融合发展,但总体呈现向好发展趋势,子群间均有向上跨越突破的潜力。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带来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研究旅游与交通的耦合发展关系对于促进二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协同发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发展指数、重心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重心耦合动态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心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迁移的态势,且二者重心迁移的空间重叠性显著升高,迁移方向也趋于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耦合性特征;2)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均衡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特征;3)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差异的省际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分散型斑块状”向“集聚型散面状”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态势;4)科技信息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及政策调控驱动力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各因素与各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推动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国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时空耦合演化及分区调控

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均深刻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探讨耕地粮食产出价值与种植结构的时空耦合变化,可理清两者关系,助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本文以中国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在深刻解读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内涵的基础上,综合利用Simpson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2004—2020年中国粮耕价值比和种植结构耦合时空演化,以揭示其时空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4—2020年各省份粮耕价值比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北向南”和“由西向东”的双重递减态势;② 种植结构空间格局呈现由“胡焕庸线”沿线区域向两侧递减的空间分布形态,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多样性递减明显;③ 粮耕价值比与种植结构耦合协调度介于勉强耦合协调与高度耦合协调之间,表现为规律性空间集聚,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呈高高集聚,具有“匹配性优势”,东南沿海地区呈低低集聚,有待“匹配性改良”,总体表现为：“东北、中部高,东南部低”的态势。本文认为应依据要素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分异特征,因区施策引导耕地粮食品质化与多元化协同演进,促进粮食结构与效益匹配发展。     

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总体呈"东聚西散、南多北少"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总体趋于凝聚态势,变异系数高达227.95％,为显著集聚型分布.2)各区域间密度格局差异较大,呈现"南北两核心、东西两节点,中部'工'字贯穿"的分布形态;全国尺度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莫兰指数为0.252,表现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冷热点分布呈不均匀状态;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关政策、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为强势影响因素,旅游接待能力、市场潜力为中度影响因素,地形特征为相对弱势影响因素.     

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构建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耦合协调模型及其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云南省为典型案例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等分析2009—2018年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和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① 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相关系数大于0.8,回归系数为正,两者显著正相关,存在较强的耦合协调关系。② 整体上云南省品牌旅游资源竞争力与旅游流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但各州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较大,具有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③ 除接待服务和政策环境因素外,自然环境、旅游交通等正向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影响程度“旅游交通与接待服务>人力资本>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旅游宣传”。④ 针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同类型,研究提出完善旅游产品开发、提高旅游交通便利性和加强旅游宣传等促进旅游旅游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