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心化治理视角下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研究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中国1995~2014年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表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在整体发展和分段演化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已进入高度耦合协调阶段。②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弱正相关关系,空间集聚程度不显著,且随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现象并没有得到增强。③ 从时空演变格局来看,局部空间自相关规律性明显,虽然不同集聚区在时空演变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张和收缩,但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且东西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粮食单产视角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粮食安全研究

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粮食安全和粮食单产的重要性出发,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带内粮食单产的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作为划分农牧业发展地域的依据,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控制单产分异的主导因子及其交互作用,藉此探讨提高带内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带内粮食单产呈现相对稳定的集聚分布态势,自然环境分异大势是其基础性控制因素,社会生产条件及其耦合水平则强化了粮食单产的空间分异特征。（2）单产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带内东北部平原地区和西南部河湟谷地,冷点区分布在中部水土流失区和丘陵地区,次热和次冷点区则围绕热、冷点形成圈层结构;依据该格局可将热点区划分为宜农区,将次热和次冷区划分为农牧耦合区,将冷点区划分为生态修复区,以因地制宜地促进带内农牧业协调发展。（3）2000—2020年带内粮食单产的增长模式从以劳动力为主导转变为以现代农业技术为主导,但出现了劳动力与耕地、现代农业技术之间过度解耦,以及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之间的耦合性不足等问题,因而提出了以“人-地-技”耦合发展促进粮食单产健康增长、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议。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以浙江为实证北大核心CSCD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     

中国耕地利用变化驱动下的粮食生产:安全格局分析(英文)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耕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直接导致粮食生产的变动。本文利用来自政府部门的农业统计数据,分析了1978-2004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水平的时空动态格局,并通过构建"粮耕弹性系数"来反映耕地利用变化与粮食生产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耕地投入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978年以来我国耕地资源严重流失给粮食生产安全带来的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利用水平呈现由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普遍性提升局面,并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递减,耕地利用水平的提升速率也呈现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梯级递减态势。然而,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不断提升,并不一定会带来粮食产量的持续稳定增长。耕地集约利用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已逐步由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转向了耕地面积的保护,由此导致耕地资源的数量成为了左右粮食生产安全的关键,这也为当今中国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目标和战略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     

多情景粮食安全底线约束下的中国耕地保护弹性空间

科学解析中国耕地数量保多少与如何保等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向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的多情景粮食安全底线约束,本文试图利用耕地保有量、人口预测、粮食需求估算、单产提升潜力衰减等模型方法,依据产能特征—健康状态—耕作条件—利用水平的多维度耕地保护紧迫性评估框架,通过耦合时间序列的数量边界控制与空间尺度的区域规则约束刻画出中国的耕地保护弹性空间。在满足个人基本营养安全与作物单产条件干扰变量恒定的假设前提下,研究发现：① 中国多情景耕地保有量在2020—2100年间呈下降态势,现有耕地数量足以维持长期的粮食安全,但短期内则仅勉强达到理论粮食安全的临界区间1.40×10⁸~1.59×10⁸ hm²。② 不同维度耕地保护紧迫性在九大农业区划内呈现差异化分布特征,自然条件优越且适宜耕作的黄淮海平原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综合紧迫性高值地块集聚区域。③ 可持续情景与区域冲突情景分别代表粮食安全底线约束下的最小与最大耕地保有量情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应保证短期（2035年内）可休耕量不高于9.29%。④ 基于时空耦合划定的耕地保护弹性空间可分为优先保护、严格管控、休养生息、战略储备、整治修复和特殊保护6类,不同空间的耕地保护弹性强度、目标与任务各有侧重。整体而言,耕地保护弹性空间的划定思路有助于农业结构调整、休耕政策完善等耕地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对中国耕地保护制度转型具有借鉴价值。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高质量发展耦合空间格局以良好耦合为主,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以中级协调为主。②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结构呈现出向环杭州湾高度集聚态势,空间耦合冷热点区变化显著,空间演化路径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空间协调冷热点区分布格局比较稳定。③ 高质量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其作用强度自经济实力、集聚能力、政府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依次递减。     

环洱海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系

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等模型,对环洱海地区1988年~2012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随时间演进,耕地重心呈向西北为主、东南为辅的变动态势,而农业劳动力重心的阶段性变动明显,整体向西南偏移;25年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重心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均大幅提高,两重心耦合态势日趋明显。海西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地理集中度均远高于海东,洱海西岸、S221及G214沿线分别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主次要集聚轴;自1988年以来,耕地向海西中北部集聚,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布局态势,整体上两者呈高度正向相关性;随时间演进,村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依据不一致指数,可分为耕地优势集聚型、农业劳动力分布滞后型、耕地—农业劳动力空间协调型、耕地分布滞后型及农业劳动力优势集聚型五类村庄。     

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

基于修订的当量因子表,结合1988—2020年7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GIS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了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模型对食物生产、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等7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权衡与协同分析。结果表明：① 1988—2020年鄱阳湖环湖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77.95亿元增至592.50亿元,呈先增后减再增的波动变化特征。②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不均衡性,ESV显著减少的区域为南昌市区、九江市区以及其它各区县的城镇建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区域均匀分布在研究区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靠近研究区外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③ 协同关系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主导关系,权衡关系较少且主要存在于食物生产与其他服务之间。     

中国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竞争的关系——基于水足迹的视角

通过对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定量分析,能更好的探究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对提高区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水足迹视角探讨了1990—2017年中国31个地区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竞争关系,并借助ESTDA模型框架对其时空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化石能源水足迹的时间演变特征可分为缓慢下降-快速上升-平稳下降3个阶段,其中化石能源灰水足迹平均占化石能源水足迹的70%以上;电力水足迹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电力蓝水足迹平均占电力水足迹的70%以上;粮食蓝水足迹上升幅度明显,平均占农业用水总量的70%以上。② 能源-粮食水足迹总量空间分布格局受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影响较大。③ 时间序列上,中国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竞争指数呈逐年上升态势;空间分布上,同时兼顾能源生产与粮食生产的黄河中下游区、东北地区为竞争指数高值集聚区,其余地区竞争指数相对较小。④ LISA时间路径分析显示,中国南方地区能源-粮食水资源竞争指数的空间格局的稳定性比北方更强;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局部结构的时空依赖效应影响;竞争指数空间格局变化具有较强的整合性且空间凝聚性较强。⑤ 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基于FAO-GAEZ模型的中国马铃薯县域种植空间布局优化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要求在不挤占三大主粮的前提下提升国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已有关于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的研究缺少定量支撑的相关优化证据。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分析中国马铃薯的消费结构及其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应用ARMA模型预测中国2022—2040年马铃薯年均需求量。结合耕地空间分布数据和马铃薯县域种植面积数据,应用GAEZ模型以适宜性等级作为优先级对未来中国马铃薯种植布局进行县域尺度空间推演,提出未来中国马铃薯县域尺度的种植空间布局优化方案。结果表明：① 1961—2019年,中国马铃薯的总消费量由1290万t增加到了9152.5万t,其中食用消费结构变化最为显著。② 2022—2040年,中国马铃薯年均需求量为1.10亿t,基本适宜及以上程度马铃薯种植区域共计5423万hm²,种植其中532万hm²可满足相应消费需求。③ 基于适宜度指数的未来中国马铃薯最优生产布局为东北一季作区、华北一季作区、西北一季作区和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包含55个县级区域）。建议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原则,推动马铃薯种植布局优化升级。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和马铃薯种植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参考。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cropping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1980-2011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cropping systems is very important for agricultural policymaking and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and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national policies regarding cropping systems adjustment and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China’s cropping structure has profoundly chang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but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atter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hanges. In view of this, a crop area database for China was acquired and compiled at the county level for the period 1980-2011,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cropping structure type and cropping proportion chang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is research had three main findings: (1) China’s cropping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since 2002; the richness of cropping structure typ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a diversified-type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single types. The single-crop types—dominated by rice, wheat or maize—declined, affec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major food crops in mixed plantings and conversion of some of their planting area to other crops. (2) In the top 10 types, 82.7% of the county-level cropping structure was rice, wheat, maize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 1980; however, this proportion decreased to 50.7% in 2011, indicating an adjustment period of China’s cropping structure. Spatial analysis showed that 63.8% of China’s counties adjusted their cropping structure, with the general change toward reducing the main food types and increasi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during 1980-2011. (3)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grain-planting pattern dominated by rice shifted to coexistence of rice, wheat and maize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s for 47% of rice, 61% of wheat and 29.6% of maize cropping counties. The pattern of maize cropping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with the maize proportion decreasing in the zone from northeastern to southwester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were hotspots for cropp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Urb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cropping structure, with most of these regions showing rapid increases in the proportion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of cropp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needs to consider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planning of cropping systems. In this way,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ropp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will be appropriate and scientifically based, such as where there is a need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rice and wheat cropping, increase soybean and decrease maize,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未来气候变化对我国南方水稻主产区季节性干旱的影响评估

研究我国水稻主产区季节性干旱受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调整水稻种植布局、提高水稻生产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比时间跨度为1981-2030 年水稻生产可用水量和季节性干旱的时空分布和干旱程度, 得出气候变化对未来我国水稻主产区季节性干旱有显著影响。主要结论有:2001-2030 年(对照期) 与1980-2000 年(基准期) 对比, (1) 早稻和晚稻生长季可用水量均值增加了10%以上, 中稻生长季可用水量保持不变。同时, 中稻和晚稻的生长季可用水量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 表明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水稻主产区水稻生长季可用水量从整体上会更加充沛、空间分布会更加均匀, 有利于缓解季节性干旱的发生。(2)水稻的季节性干旱均呈下降趋势, 早稻季节性干旱减少1.25 万km², 中稻季节性干旱减少8.00万km², 特别是晚稻季节性干旱减少25 万km², 几乎占晚稻种植面积的20%。表明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水稻主产区水稻季节性干旱总体趋于缓解, 特别是晚稻季节性干旱问题有明显改善。(3) 通过建立水文循环过程中可用水量与作物生长季需水量之间的关系, 构建的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水分供需指数(WSDI) 适用于评估未来气候对水稻主产区季节性干旱的影响。     

基于“七普”的“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新态势及影响因素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地级尺度划定的“准胡焕庸线”,分析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② 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较之前明显下降; ③ 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数由降转增,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 东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特征愈发明显,人口负增长区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 省会首府人口增长优势愈发突出,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明显;⑥ 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等因素与区域人口变动显著相关;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西北半壁已经出现与东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过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焕庸线”。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城镇化进程逐步减速,密切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推动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 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简

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系统预测了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布局、各地区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研究认为：①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②2010-2020年中国有1641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势,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特征;2020-2030年中国人口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3/5以上,人口减少成为普遍现象。③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2010年的7.81亿增加到2020年的8.68亿和2030年的9.17亿,相应的人口集聚度也将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逐步提高,人口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近几年中国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将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人口学的队列元素法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未来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并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延缓中国总人口的递减趋势、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未来劳动人口不断走低的趋势;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后,中国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全面放开二孩将会增加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分布东南集聚、西北相对稀疏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加剧;③根据各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15年人口变化强度,可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人口中速变化区、人口缓慢变化区和人口平稳区。     

Mega-towns in China: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growth mechanisms

As a special outcome of urbanization, mega-towns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re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urbanization. Based on a spatial database of mega-town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growth mechanisms of China's 238 mega-towns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ur distance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global autocorrelation,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d other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Resul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show that:(1) on the national scale, the existing 238 mega-towns mainly gathered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of China; they formed two spatial core agglomerations, several secondary ones and a southeast coastal agglomeration belt;(2) on the regional scale, each economic region's index was less than 1, indicating that mega-towns in each region tended to be spatially agglomerated due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ir number;(3) on the provincial scale, 68% of provincial-level units in China tended to be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ega-towns; only one province had a random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mega-towns in those evenly-distributed provinces was generally small. The growth of mega-towns was determ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natural and humanistic factors, including topography, location, economy, population, traffic, and national policy. This paper chos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 location advantage, economic densit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highway density distribution as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as quantitative factors. By combining their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se factors all showed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growth of mega-towns and together scheduled it. In the future,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mega-town functions to promote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