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区位选择动因研究——基于新疆19个村农户调研数据

在2012年新疆昌吉和阿勒泰2个地区4个县8个乡镇19个村农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区位选择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2类微观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体特征中的外出打工目的和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生命周期及人均耕地面积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跨县远距离转移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抚养负担、人均年收入等没有显著影响。     

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行为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为例

在理解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的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32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以及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主经营人数比重越高,农户选择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就越远,而打工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则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存款越多资金越充足,农户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可能就越远;相对于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两地农户改变土地用途的地块距离相对较远;变更后地块的用途不同对于改变用途地块的选择也有影响,变更为渔业养殖用地则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块,而在种植业内改变用途,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地块。     

江汉平原乡村农户就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乡村就业变迁是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湖北省京山市乡村常住农户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通过变化率指数、就业转移矩阵揭示案例地区农户就业变迁特征;同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7—2017年乡村农户就业类型已由纯农就业主体演变为兼业就业主导,非农就业增加显著;② 农户就业区位距离衰减特征弱化,村域作为农户就业转移的出发源与回流汇地位突出;③ 村域纯农就业仍是乡村农户就业的主流模式,但就业方式多元化成为农户就业新趋势;④ 农户就业模式选择是农户就业需求、地方就业供给、环境就业媒介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信息。     

农户活动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河南省农户调查与实证

在实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把农户活动空间划分为局部（L）、村庄（V）、区域（R）和国家（N）4个尺度空间,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并构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农户特征、地理因素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活动空间选择方面,农户往往以局部空间为基础,向其他活动空间拓展,采取空间组合策略。各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不同,国家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贡献最大。影响因素方面,农户所处的区位、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显著的影响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初中教育水平对农户在区域、国家尺度上的活动影响显著;较少的耕地与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具有相关性;通达性主要影响区域尺度活动空间选择。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整体上不显著。     

农户活动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河南省农户调查与实证

在实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把农户活动空间划分为局部(L)、村庄(V)、区域(R)和国家(N)4个尺度空间,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并构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农户特征、地理因素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活动空间选择方面,农户往往以局部空间为基础,向其他活动空间拓展,采取空间组合策略。各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不同,国家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贡献最大。影响因素方面,农户所处的区位、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显著的影响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初中教育水平对农户在区域、国家尺度上的活动影响显著;较少的耕地与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具有相关性;通达性主要影响区域尺度活动空间选择。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整体上不显著。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利用福建省近3 000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     

特色种植的空间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为例

以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为例,基于实地调查,从特色种植的空间扩散网络、村域种植规模变化、不同类型村空间分布特征、整体参与村空间集聚特征4方面对特色种植的空间持续性进行分析发现：特色种植空间扩散网络密度低,空间持续性不强,但其变化的空间范围一定,集聚特征明显。运用AMOS21.0对以上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① 农户自身特性,尤其是冒险性精神对其持续种植时长影响较大;② 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条件获取越便利,农户持续种植时间越长;③ 政府推动对农户持续种植具有正向作用;④ 资源环境,尤其是土壤特性和能人带动对村域种植规模影响深刻;⑤ 距离区位对村域持续种植的影响弱于基础设施条件。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廉租住房居民的时空间行为特征——以福州市橘园洲社区为例

基于2020年12月福州市橘园洲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与48 h活动日志,结合时间地理学理论,采用GIS 95%标准置信椭圆、点密度与叠置分析方法,从微观个体角度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工作日与休息日的工作、购物、休闲3类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对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案例社区居民在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活动空间差异较大,休息日居民内部差异大于工作日。2）从不同活动类型看,工作日活动内部差异性较小,整体呈现通勤距离短、依赖社区周边的特性;购物与休闲活动在工作日依赖社区周边,而在休息日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拓展,且出行人数呈距离衰减。3）居民工作日活动受通勤距离、年龄与收入的显著影响,休息日活动受收入、家庭结构与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4）与一线城市保障性住房选址在城市边缘集中的趋势不同,福州市仍有足够的空间使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相对均衡。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以安徽省4个样本村为例

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概念。以安徽省4个样本村为例,使用ArcGIS、SPSS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的基本类型与特征:① 农村劳动力依据时空路径特征可分为稳定型、逐步稳定型、漂泊不定型、回流型、逐步开拓型、断续型六种类型;② 4个样本村劳动力打工时空路径演化有明显的地域差异;③ 21世纪初期是农村劳动力全面接受打工就业方式的时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老家亲戚、朋友”是最重要的打工媒介;④ 农村劳动力在打工地和家乡间的流动节律有“春节型”、“节假日型”、“休息日型”、“每日型”四种类型;⑤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和粘性特征,家乡是重要的结点空间,社会经济地理位置是地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中部农区农民工多阶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6个村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逐次二元Logistic方法,对农民工空间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提出并验证农民工多阶流动假说。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是一个趋于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务工地逐渐趋于稳定,区位务工时间延长,村落附近的城镇渐成主要务工地选项,流动动因中的主观动因强化,被动动因弱化,逐次流动模型中务工年限、务工地域类型、务工者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面积、村地形、村务工人数比例、村区位等主要因子的显著性程度和方向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多次流动,务工地愈加符合务工者预期。     

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 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 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 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 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2001 年和2005 年家庭调查问卷数据, 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 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 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 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 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 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近30年冀鲁豫农业村落民宅景观演化过程与机理

在冀鲁豫三省选择3个不同特征的村落作详细案例,结合对其他村落的实地踏查,采用照片对比、平面示意图分析、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近30年来该区域农业村落民宅景观的演化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30年来冀鲁豫农业村落的民宅景观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化过程。民宅外观形态、样式、建筑材料与技术逐步现代化、去地方化,与泥土和自然的关系逐渐疏离。民宅内部格局的农业生产空间在经历了恢复和重组后逐渐弱化,生活空间的地位则持续提升,并逐步实现按代际、活动和性别的专门化和分隔化。家庭人口学特征是民宅演变代类差异产生的重要动力,家庭经济收入与民宅演变代类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民宅演变代类差异的产生具有较明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