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土地运营？***——来自长三角的政策效果检验

利用2007—2018年长三角地区所有经历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县为研究范围,以被调整区的土地出让微观交易数据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在控制城市经济特征及地块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结果表明：1）与未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相比,被调整区以更低价格（降低14.6%）出让更多数量（面积增加61.5%）的工业用地来实现“土地引资”;以更高的价格出让商服用地（提高13.3%）和住宅用地（提高6.9%）,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总金额增加25%）来达到“土地财政”目的,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加强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2）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施后的前5年拉升地价显著,5年后政策效应则不显著,表明土地运营强化具有短期时间效应。3）不同类型的区划调整因区域融合难易程度不同,拉升地价的程度也具有差异性,与“市辖区合并”和“市辖区范围调整”相比,“撤市（县）设区”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更低。     

围绕“两个率先” 扎实做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

近年来,按照民政部、省民政厅的工作部署,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要求,苏州市在加强地名管理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地名公共服务工程,使地名服务更加直接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经济建设。一、开展了地名规范专项事务,最大化地实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工作根据省、市地名管理规定,苏州市在城区行政区划发生较大变化的新情况下,进一步强化地名管理,重点在地名命名程序、地名规范上加大力度、采取措施,努力提升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的水平。前几年,由于吴县市撤市设区后,扩大了苏州新城区的范围。外围区域纳入城区管理后,…     

撤县设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利用79个县（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平均而言,撤县设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8%;撤县设区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更好,而在非珠三角地区不稳定;撤县设区的政策红利具有时间滞后性,一般在第三、第四年才开始显现;此外,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后能够获得基建、规划、政策等的有力支持,增加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在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县级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中起着承上(省)启下(乡、镇)的作用,其行政区划调整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统计分析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将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分析和探讨了调整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四川省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策:加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研究;制定县级行政区的合理分区标准;强化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和逐步规范县级行政区边界、行政中心位置和行政区名称.     

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以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为例

从再领域化的理论视角对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的大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关注城市和政府两类领域机构,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权力斗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空间重组是一个渐进过程,江宁通过撤县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两种方式,正在逐步从县域经济向城区经济转型。撤县设区后,江宁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再领域化后江宁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在江宁的再领域化中,政府领域重构并未伴随着城市空间的产生而出现,原县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新市—区两级政府管理与原市—县—镇三级政府管理并行的体制。因此,江宁的再领域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再领域化过程。这也是造成市—区两级政府权利冲突的制度根源。     

行政区划调整的边界建构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和应用

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山西省107个县域为基本的研究对象,采用2000-2011年的县域人均GDP数据,定量分析了这12年间山西省县域经济的时变特征、空间相关性及其演化趋势.结果显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晋南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晋北和晋中地带,县域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但远未形成能够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核心区域.在晋北和晋中地带没有出现以大同、太原等盆地县域为中心的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县域集聚群,仅在晋南地带出现了以临汾等盆地县域为中心的较高发展水平的县域集聚群;县域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自2004年趋于消失,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增长集聚区域.     

腹地范围与行政辖区吻合状况及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城市腹地是区域研究的重要议题,但腹地范围与行政辖区的吻合状况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仍不明晰。通过场强模型,识别省级和地级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围,构建腹地范围与行政辖区吻合状况的哑变量。基于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显示,若县级单元归属的城市腹地与其隶属的行政区划不吻合,客观的经济联系将受到行政垄断的阻隔,进而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该负向影响在省级层面比在地级层面更为明显,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显著存在。若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腹地范围与行政辖区不吻合对县域经济的不利影响会大为减弱。市场化改革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边界屏蔽效应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时空特征分析

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GIS技术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起伏发展．两极分化显现；（2）在空间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以西北部为中心，向东南递减的核心圈层结构；（3）经济发展现状水平与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呈明显的相关性，现状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一般都较高。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成因，从区域发展战略、资源条件、区位、投资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揭示，最后提出了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兰新高铁沿线县域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与经济潜力特征分析

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经济潜力和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和模型，综合分析了兰新高铁运营前后沿线县域可达性时空收敛效应和经济潜力特征变化。结果表明：（1） 兰新高铁开通运营后，沿线91个县域单元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缩短33.46%，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中小县域的可达性优化作用总体上强于核心城市。（2） 高铁站点城市及中心城市可达性提升存在明显的“节点效应”和“廊道效应”。高铁站点及其附近地区的可达性收益最多，时空收敛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地理距离衰减规律。（3） 区域经济潜力整体呈均衡化发展，激发沿线城镇经济发展潜能，经济潜力演变等级性和层次性特征愈加显著。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评估这种影响对于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对河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历程及省直管县（市）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县域产业结构的计量模型,采用2004—2016年河南省县级单元的相关数据,研究了直管县体制改革带来的不同类型扩权以及省直管县（市）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对于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省直管县（市）的深度访谈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① 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加快了县域第三产业的增长,而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全面抑制了所有产业的产出水平。② 农业和非农产业受到所在地级市溢出效应的影响是相反的,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会加剧溢出效应。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农业受到的涓滴效应越明显;越是相对欠发达的县域,非农产业受到的极化效应越明显,且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为显著;③ 宜对更多县域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但对社会管理权限的下放则应慎重。地级市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地区,应当分别选择农业比重较高的县域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域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云南沿边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基于云南沿边地区56个县域单元1993,2002,2009,2015年人均GDP数据,运用ESDA-GIS方法分析沿边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格局,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云南沿边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但相关性相对较弱。1993年以来,县域经济整体格局变动不大,经济热点区域始终处于弥勒、建水、蒙自等县市,冷点区域则始终处于广南、麻栗坡、绿春等县域;而经济增长格局则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演化和跃迁特征。整体上看,云南沿边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较大,由随机成分造成空间异质性也逐渐增强,且东—西方向上县域经济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区域发展政策是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滇中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差异研究

县域经济差异研究对主体功能区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滇中经济区42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滇中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滇中经济区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 1999～2009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波浪式扩大趋势,空间结构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为了滇中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应该强化增长极的辐射作用,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并因地制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分析

以四川省1998年和2016年180个县域的人均GDP现价数据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经济类型的结构、数量和空间变化角度出发,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减小。县域经济变化以向上发展为主,跳跃式发展的县域占个别,区域经济差异结构由"扁坛"状的分布结构演化为近似"瓶状"结构,四川省不平衡的经济差异模式呈减弱趋势。四川经济差异在空间上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经济空间差异梯度格局;经济增长格局向南、向东发展,由"一中心两极"转变为多中心发展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