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腹地的测度分析

一个明确而又合理的城市腹地范围, 是保证一定区域内各城市实现合理功能整合的关 键, 也是对城市经济区进行各项研究的基础。通过构建衡量城市综合规模的指标体系, 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值。在GIS 软件支持下, 将中国划分为 5 km×5 km 的格网, 利用场强模型, 对2004 年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腹地进行了划分, 比较腹地的范围及相互关系, 并与省域和市域行政范围进行了叠合分析, 实现了城市腹地测 定、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表明: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值差异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规模 相差达284 倍。场强值分布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递减的分异特征, 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 一致。中、东部的城市影响力的弱势区域全部分布在省域交界地带, 在场强值大于12 的级别 上, 东、中部城市的场强影响范围连成一片。各城市腹地范围相差亦较大, 最大和最小城市 腹地相差达5488 倍。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位于其腹地的几何中心, 偏移比较大的城市 往往成对分布。城市腹地与省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 根据腹地在市域行政范围内的面积比 例, 将城市分为4 类, 并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策略。依据腹地的分析结果将全国划分为3 个 一级城市经济区、11 个二级区和38 个三级区。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基于场强模型的海西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影响腹地的空间格局

随着近年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该区域城市的发展倍受关注.本文采用场强模型测算了2007年海西区2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影响力,划分3个城市群强影响圈层.通过场强与等高线的叠加分析,发现900m以上的高大山脉对城市影响力的削减明显,并造成了3个强影响圈的割据分布.进一步依据场强取大原则划分腹地范围,从腹地与行政...     

基于网络分析的城市影响区和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

以不打破行政界线为前提,利用Huff模型,基于矢量数据,采用最短交通路网距离和城市综合规模值来综合测算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势能,根据势能确定腹地县域的归属,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进行识别,并和基于改进场强模型的城市影响腹地范围界定结果进行对比。以全国发育较成熟的15个城市群为对象,综合测定城市群的影响范围,并与城市群规划中的空间范围进行对比,提出城市群空间范围调整建议。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分析测定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参考。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关系研究

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区位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在构建城市区位测度指标及区域均衡性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对2000年以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县级城市区位与县域间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探讨二者内在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近年来,区域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均逐渐向长春靠近;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区位偏离度总体变小,城市区位趋优;城市群发展尚处于单中心极化阶段,区域经济与人口要素在首位城市集聚明显;广域范围趋于扩散,特别是2005年以后,县域经济、城乡人口数量差距反而减小;影响城市区位与区域均衡发展状况的内在原因是城市能级的此消彼长的变化。     

基于GIS的城市影响腹地划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断裂点模型为基础,以城市场强模型为工具,引入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间时间成本加权距离两个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水分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进行划分,比较城市腹地的面积大小及分布情况,并在腹地划分的基础上叠加市域行政范围来揭示长三角各城市腹地范围与行政范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参考。     

基于Voronoi图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城镇影响范围分析

确定塔里木盆地城镇影响范围,是新疆城镇体系规划、城市经济区划的一项基本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建立城镇综合实力指标体系,运用Voronoi图在空间分割和地图制图应用中的诸多特性,提供一种新的城镇空间影响范围的划分方法,来实现对塔里木盆地城镇空间影响范围的生成和界定.结果表明:综合实力指数较高的城镇的影响范围一般会超过其所在市县的行政范围,较低的则小于其行政范围;盆地北部、西北部城镇密度较大的区域,城镇的辐射半径较小,影响范围绝对面积不大,南部、东南部城镇密度较小的区域,城镇的辐射半径大,影响范围绝对面积较大.此外,塔里木盆地南部县域的中心城镇的辐射范围呈现为竖向的条块状,并与其行政区划基本吻合,反映出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经济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深化城市网络空间特征的认识,科学测度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对推进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城市网络和网络外部性两种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信息网络、企业网络、人口网络三种流要素城市网络,对中国33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网络空间异质性、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中心-外围”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和省域、城市群范围两种尺度下的空间结构,表现出兼具择优选择与地理邻近的复杂特征;网络关联下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反映出网络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对比实体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地理邻近关系下的相似性,以及跨越省级边界的差异性;对于全国范围下的网络关联矩阵,使用对称化和标准化处理更为合适,表明省域和城市群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基于改进场模型的城市影响范围动态演变——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

由于在认清城市与腹地、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城市影响范围成为 目前中国区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城市影响力指数及区域可达性两方面对传统的场模型进行 改进,更为合理地界定出城市影响范围。以中国中部地区1990、2000、2007 年3 个年份的研究为 例,研究城市影响范围的动态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空间形态演变方面提炼出城市影 响范围演变的3 大阶段及其对应的5 种类型,并对各阶段城市的较快发展提出建议。从理论及 实践层面对城市影响范围的研究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城市影响范围甚至区域相关问题的进一步 研究提供帮助。     

可达性视角下中心城市辐射场时空格局演变——以浙江省为例

综合交通网络演进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对于中心城市辐射场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在Arc GIS10.0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通过城市综合影响力指数和场强、场能模型对2005,2014年浙江省11个地市的辐射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测度研究,并对腹地划分、扩展趋势及偏移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随着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浙江省总体空间场能不断提高,但中心高于外围、干线高于周边以及北部高于南部等区域差异现象明显;(2)以杭州为枢纽的高铁网络成为场能集聚新高地,空间场能呈现以"X"型高铁线为骨架的新型分布格局;(3)杭州、宁波以及金华等地市具有较高腹地偏移度,其腹地超出自身市域并延伸袭夺周边相邻乃至非相邻地市腹地范围;(4)大部分地市腹地与政区范围吻合度较差,少数地市"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腹地与政区匹配关系的研究可为浙江省重构城市经济功能区划和指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中心城市对农村空心化格局影响的尺度效应——以河南省为例

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研究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空心化格局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首先,确立省级和县级两个不同层级中心城市(郑州和兰考)作为参照系。其次,建立农村空心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影响效应,采用实地调研的数据来确定村庄的空心化程度。结果表明:省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农村空心化影响为正,县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农村空心化影响为负。并且,两个尺度下交通干线附近农村空心化程度都普遍较高。最后,运用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对研究结果加以解析。     

基于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竞争力的城市腹地范围识别——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在GIS软件支持下,基于时间成本距离栅格的交通可达性分析,利用场强模型,对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腹地范围进行识别。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达5.84倍,与行政级别具有一定关联性。从交通可达性来看,1 h圈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附近,≥3 h圈主要分布在远离省会城市的外围地区,以及岳九咸（岳阳、九江和咸宁）省际交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交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性,内部交通联系较为薄弱。从空间场强来看,高场强区集中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低场强区分布于交通通达性较差的边缘与外围地区,尤其是省际边界地区。场强空间分布与城市竞争力与交通可达性分布具有较强的吻合度,但省际间协同发展程度低。城市腹地范围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城市腹地面积较小,江西省城市腹地面积相对广阔,湖南城市腹地面积居中,三大省会城市腹地面积远超过其他城市,意味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业已形成以省会城市为多中心的复合型极核发展格局,但内部一体化程度偏弱。从腹地与行政范围的层叠结果来看,城市腹地与市域行政范围吻合度较差,省会城市扩伸率要高于其余城市,而且三大省会城市的域外腹地面积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九江、岳阳、宜昌、常德、新余、景德镇等地域外腹地面积比例也较高。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停留在子圈内一体化的阶段,还未实现三圈融合和高度一体化发展阶段。     

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时空分异和空间耦合分析

基于福州市2010～2016年的相关经济数据,通过计算CV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在时间尺度上的发展差异。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对福州市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2010～2016年间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呈现"先升后降"波动性发展趋势。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互相影响,在空间结构上,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可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分别是低耦合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型、高耦合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型、低耦合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型以及高耦合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型。     

区域人口密度函数与增长模式:兼论城市吸引范围划分的GIS方法

区域人口密度函数是研究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域影响的有效方法。为了控制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地域范围限定在我国四个主要的平原地区 :东北、华北、两湖平原和四川盆地。城市吸引范围是基于重力模型用GIS方法划分的。利用 1982年至 1990年的人口资料进行的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 ,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同西方国家一样 ,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 ,即随离城市的距离的增加 ,人口密度逐渐下降。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 ,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 ,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但不同区域集聚程度不一 ,核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 ,腹地的人口增长比较迟缓 ;而核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一般的区域 ,腹地近乎是同步增长。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跃迁与影响因素

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的分析框架、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2002—2017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甘肃省县域经济在空间集聚范围扩大的同时出现了局部空间分异。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俱乐部趋同现象且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影响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表明资本投入、市场化发展进程、市场规模、政府分权化程度、支柱产业发挥作用程度对空间分异影响较大。     

基于动态空间模型的中国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经济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2001-2014年45个临空经济区的面板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空间计量等实证分析方法,对全国及中心型、骨干型和起步型三种不同类型的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腹地区域经济发展对临空经济区机场客货吞吐量增长起支撑作用,但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其影响集中在旅客吞吐量上;不同级别临空经济区对腹地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同,以北京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最大,并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以郑州等二线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骨干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相对较弱,但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以兰州等三线城市为代表的起步型临空经济区对其影响不明显,增长速度也较缓慢。发展临空经济应该:把握腹地发展定位及临空经济区发展阶段,合理规划优势产业;提升临空经济区发展软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进临空经济区与腹地区域融合,推动空港城市不断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为临空经济区特色化发展注入活力。     

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

城市势力圈的划分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城市势力圈代表了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分布力度,划分出中心城市的势力圈,便可直观地了解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区域内城市体系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区域的开发顺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山西省各区域中心城市的综合规模值,以场强公式与断裂点公式确定各中心城市的强影响与弱影响势力圈半径,再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借助GIS划分各城市势力圈的具体范围并与其行政范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强影响势力圈与其行政范围差异较大,形成以太原为单核心式的势力圈空间结构,各中心城市呈现非均衡状态;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的形成有它特有的规律;通过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得到各城市的势力圈构成和势力圈的跨市域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山西省城市规划、经济区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理论基础。     

建立北疆中心—大乌苏市

北疆(不包括乌鲁木齐地区)面积占全疆1/3,是新疆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它人均工农业产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若除昌吉州外,在政治上它也基本属一统一的行政体系:由一准省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辖三地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和一地区级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组成。但迄今北疆还没有形成一个能承担北疆政治、经济等职能的区域中心城市。为更有效地开发区域经济,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多功能的北疆区域中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