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县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嵩县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山区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对协调人地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基于河南省洛阳市3次农业普查数据,选取嵩县318个村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和回归方法,分析该县域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嵩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极不均衡,高密度区集聚于交通干线附近和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并随时间推移由点状集聚分布向片状和条带状集聚分布转变;② 人口增长总体上以洛栾高速为界,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快、东南人口增长速度慢,其中高速增长区主要集中于县城及洛栾高速西北部少数乡镇所在地;③ 人口增长中心位于县城和陆浑水库周围的乡镇所在地,南部深山区乡镇有望形成新的人口集聚地;④ 县域人口分布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地理区位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县城可达性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地形起伏度次之,耕地面积和中学可达性较小,但不同因素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上述结论意味着,山区县可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城镇化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调整来促进县域人口分布格局的优化。     

城镇化进程中平原农区县域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豫东平原柘城县为例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2)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3)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4)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及演变特征分析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 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 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贵州高原山区正负地形特征及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正负地形可通过源汇过程对水、土资源进行再分配,影响山区的人口分布。获取正负地形数据,运用6个指标和多元逐步回归法,分析贵州高原山区正负地形特征及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贵州高原山区的正负地形结构异质性明显。蚕食度、深切度、平均粗糙度比、形状指标、匀度指数、破碎度的平均值分别为1.07、371m、1.01、3.40、325和3.34,表明正地形被负地形蚕食明显、切入深度大,正、负地形的粗糙度基本相当,正负地形景观斑块呈现形状不规则、面积不均匀的破碎状态。6个正负地形指标中,匀度指数的变异性最大,变异系数为90.43%;平均粗糙度比的变异性最小,变异系数为1.06%;②贵州高原山区的人口分布不均匀性突出。人口累积达到40%时,累积面积百分比为14%;人口累积达到80%时,累积面积百分比约为50%;③6个正负地形指标中,蚕食度和深切度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蚕食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深切度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成果为研究地形条件的人口影响提供补充,并为贵州高原山区人-地关系协调和土地可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为探测经典城市人口密度模型在微观层面上的适用性,本文通过计算基于格网的沈阳市人口景观密度,利用地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变异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不同采样粒度上人口密度半变异函数都符合球状模型,表征着城市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变异性;但由于粒度不同,人口密度的空间自相关尺度不同,块金值不同,基台值不同,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差异较大,证明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具有较强的尺度依赖性;对于700m粒度而言,通过计算不同方向的半变异函数曲线可以发现,沈阳市人口密度呈现典型的带状异向性,反映出人口分布在不同方向上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因此,研究城市人口分布时,可以城市人口分布的自相关性和变异性分析为基础,并须充分注意适宜尺度的选择和结构特征的识别。     

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8年海南岛18个市县经济社会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4年和2015年是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两个转折点,可以分为2000—2003年、2004—2014年、2015—2018年三个阶段,整体上,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几”字形缓慢提升;空间上,集聚特征以显著性离散分布为主,空间布局和集聚类型变化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趋向工资待遇高、民营经济发展快、教育资源集中、环境质量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应完善人口户籍管理、关注乡村就地城镇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保障居民生产生活水平,综合提高城镇化质量。     

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入开展俄罗斯城镇化研究具有突出意义。在明晰俄罗斯城市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俄罗斯83个联邦主体2005—2016年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俄罗斯初步形成了两核、多极、一横、四纵、多团的城市空间格局。2005—2016年,俄罗斯人口与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著,多数联邦主体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低于平均水平;空间上,城镇化高值区除集中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外,还分布在达吉斯坦-伊尔库茨克等联邦主体的带状区域,低值区分布在远东区最东北端、西伯利亚区最南端、西北区最北端,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俄罗斯城镇化受到历史形成与发展、地理基础与自然资源、政策与制度、工业化发展、国际市场和周边国家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专业村镇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专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资料揭示了中国专业村镇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全国和农业区尺度分析了地形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村域环境因素,以及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等区域环境因素对专业村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专业村镇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83.64%,呈现中心集聚和由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向南、再向西北梯度递减特征;② 主导产业细分门类以水果、蔬菜为主,占59.45%,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且多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呈圈带状分布;③ 专业村镇空间分布受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强于村域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因素的解释力值分别为0.30和0.19,村域环境因素中地形特征因素影响相对较大,其解释力值为0.15;④ 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平原—丘陵区主要受到市场需求因素影响,农牧交错—高原区主要受到地形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西北—青藏高原区主要受市场需求、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的影响,而南方丘陵—高原区解释力较弱。研究可为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识别和培育专业村镇和乡村振兴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人口统计数据的空间转换

在经济和社会研究中,所要研究的区域之上经常没有数据,而这些数据需要由已知区域的数据求得,即统计数据需要空间转换,这就通常涉及到面积内插。本文从GIS的角度研究如何解决人口内插问题,认为面积内插和GIS中的叠加分析是一致的。在传统的面积内插方法的基础上是提出了基于人口真实分布的面积内插方法,并推导出了公式。同时提出了人口密度的递归算法,即把居住区分为人口稀疏地区和人口稠密地区,估计出人口稀疏地区的人口密度,就可以求出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密度;再把人口密集区分为新的人口稀疏区和密集区,此过程反复直至求出接近于人口真实分布的人口模型。     

塔克拉玛干别里库姆沙漠根管砾幕形态及分布

陆生高等植物死亡后,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经过水、沙土共同作用形成植物根管,根管在风、沙共同作用下风蚀为沙漠地表根管大颗粒,成片的根管大颗粒在沙漠中形成根管砾幕,这一新的风沙地貌类型广泛分布于塔克拉玛干别里库姆沙漠。基于野外采样、无人机近景航测和Landsat8 OLI遥感影像等数据,应用形态学及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塔克拉玛干别里库姆沙漠根管砾幕的形态特征及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根管形态极不规则,质地坚硬,以片状、管状、粒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别里库姆沙漠;（2）研究区内根管砾幕形态从南向北、自西向东均以椭圆形为主,受丘间地形状影响,部分区域根管砾幕形态呈月牙形、圆形或不规则多边形,总体来看,研究区内根管砾幕形态特征空间差异显著;（3）研究区南北向根管砾幕破碎度47.78%~48.74%,根管颗粒分布平均密度9 925粒·m^-2,东西向根管砾幕破碎度19.00%~70.80%,根管颗粒分布平均密度9 357粒·m^-2,南北向根管砾幕中根管颗粒分布平均密度大于东西向,破碎度范围小于东西向;（4）研究区根管砾幕空间分布整体由南至北呈增大-减小-增大,自西向东呈先增大后减小。     

天水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及动因分析

以不同时期的天水市地形图和TM遥感影像为基础,提取城市建设用地信息。并利用年均扩展指数（AGI）分析各时期城市空间扩展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天水城市用地由小范围到大范围、AGI 强度由低到高再趋缓。1996 年前,城区人口密度一直下降,此后又开始上升,与AGI 的变化相对应。受“两山夹一川”的地形限制,天水经历了由二点向多点分散扩展、内部填充与沿河谷延伸的空间演变过程。形成了南北窄、东西长的带状格局,不同于平原型城市以同心圆外扩模式。不同时期城市扩张的动因不同,初期是人口和工商业迁入,中期是行政力量和市场机制,近期是人口、经济的增长带来的社会需求。为了适应重点开发的需要,天水需要走出河谷、开发新区,提升综合功能。     

基于密度梯度曲线的中国城市地价特征及区域差异

选取超大型综合性城市以外的全国不同区域和职能类型的33个城市为样本,采用地价密度梯度曲线模型,对其进行曲线回归分析,得出各城市商业、住宅地价的中心值和曲率系数。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城市地价密度梯度曲线总体上符合城市地价变动的一般规律:城市中心地价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曲率系数与城市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商业地价曲线曲率系数比住宅地价曲线曲率系数高。再此基础上对地价梯度曲线曲率系数进行聚类分析,总结出中国城市地价的不同类型特征。另外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30个城市样本的地价梯度系数的统计分析,从空间差异角度发现三类地区的地价呈现不同特征规律。     

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耕地重建

全新世以来农业的起源使全球人类活动日益加剧,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大约距今7 ka—5 ka）农业发展正处于从刀耕火种向耒耜翻耕过渡阶段,由此被认为是人类活动改变自然植被的关键时期。中国华北地区丰富的考古遗迹记录了该时期人类活动的状况。基于已发现和挖掘的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各聚落遗址的人口规模与耕地面积,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① 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50.61×10 ⁴人。其中,河南地区人口最多,约为30.46×10 ⁴人,山东地区约13.72×10 ⁴人,河北地区约6.43×10 ⁴人。② 耕地面积至少约102.22×10 ⁴ hm2,约是现代耕地的4.6%,整个华北地区垦殖率达到1.99%。河南地区耕地面积最大,约为61.52×10 ⁴ hm2,垦殖率达3.68%;山东地区次之,约为27.72×10 ⁴ hm2,垦殖率为1.75%;河北地区最少,约为12.98×10 ⁴ hm2,垦殖率为0.69%。③ 遗址周围3 km范围内是个体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3.43%。④ 在地形分布上,63.36%的耕地分布在低海拔的平原和台地,仅2.43%分布在海拔1000 m以上的地区。就耕地分布的坡度而言,81.55%的耕地分布在坡度小于2°的地区;16.61%的耕地介于2°~6°的缓坡地区;6°~15°的坡地地区仅占耕地的1.84%。     

北极地区人口数量、组成与分布

以环北极国家的北极行政区域为统计范围,利用环北极国家2001年和2006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对北极地区的人口状况及其演变趋势作了统计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1）2006年,北极地区总人口约为1044万．人口密度为0．63人／平方公里．是地球上除南极大陆以外人口最稀少的地区：（2）在全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北极地区近年来人口非但没有增加．而且略有减少。2006年与2001年相比．总人口减少了5．3万左右．主要原因是受俄罗斯北极区域人口减少的影响（减少了约12万）,其他国家的北极地区则呈现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加的趋势：（3）北极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或城镇：北极地区首府的人口250万左右,约占总人口的24％;（4）分布在俄罗斯、北美、北欧北极地区的原住民人口约为200万．俄罗斯原住民以楚科奇-堪察加语族、阿尔泰语族、乌拉阿尔语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北美加拿大、美国主要以困纽特人和印第安人为主．北欧原住民则以萨米人为主。     

1999—2018年重庆市主城区住宅用地空间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住宅小区空间矢量数据和多源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圈层缓冲区分析、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格局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GWR,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方法,对近20 a重庆市主城区住宅小区的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重庆市主城区居住用地现状布局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且从中心到外围斑块逐渐大型化发展。② 居住用地空间演化经历快速增长和增速下降2个扩张阶段,其中1999—2003年城市居住用地扩展强度最大。居住用地扩张以南北向为主,近些年东西向扩张趋势明显。③ 城市规划、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地形因素共同对城市住宅小区用地扩展产生显著影响。显著性总体上为：到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路网密度>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医院可达性>坡度。④ 同一驱动因素在不同区位对住宅小区扩展的影响具有较明显空间异质性。     

兰州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演变格局及调控路径

以街道和乡镇层面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ArcGIS和GS+Version7等软件对兰州市人口空间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82年至2009年,兰州市人口呈逐年“向心聚集”态势,但不同阶段、不同街区人口空间增长存在显着差异;街道和乡镇人口密度差距逐年增大,高密度街区个数增多、范围扩大;距离人口高密度中心越远,人口密度的正相关性逐渐削弱,负相关性则逐渐增强,空间自相关范围不断增大;人口空间分布整体呈“东密西疏”格局,并呈现“双中心”空间结构。人口的极不均衡分布,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平衡配置基础设施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不断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Visualising 30 Year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in Australia’s Major Capital Cities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 novel spatial approach to compare population density change across cities and over time. It examines spatio-temporal change in Australia’s five most populated capital cities from 1981 to 2011, and documents the established and emerging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Australian citie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in the last 30 years. From the doughnut cities of the 1980s, programs of consolidation, renewal and densification have changed and concentrated population in our cities. Australian cities in the 1980s were characterised by sparsely populated, low density centres with growth concentrated to the suburban fringes. ‘Smart Growth’ and the ‘New Urbanism’ movements in the 1990s advocated higher dwelling density living and the inner cities re-emerged, inner areas were redeveloped, an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hifted towards increased inner city population densities. Policies aimed at re-populating the inner city dominated and the resultant changes are now visible in Australia’s five most populated capital cities. While this pattern has been reported in a number of studies, questions remain regarding the extent of these changes and how to analyse and visualise them across urban space.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spatial method which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changing statistical boundaries to identify the changing patterns in Australian cities over time and space.     

河南职业教育空间差异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法对河南省职业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与产业布局的关系做了初步研究。研究表明,在地理分布方面严重不平衡,与各市人口密度相背离,与农业大省特点相关性很小。职业教育数量与人口大省不匹配,职业教育层次与地域空间相脱离。因此,要加强职业教育投入,使职业教育布局结构与当地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相适应;要结合各地现有基础,加强地方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教育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