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2005~2015年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水平及空间分异。研究表明：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呈小幅上升,西伯利亚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远东,两联邦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下降、经济与社会城镇化发展缓慢,多数联邦主体的城镇化发展低于平均水平;空间上,城镇化发展水平高值区集中在西伯利亚联邦区西部（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联邦主体）,低值区分布在远东联邦区东部（马加丹-楚科奇-勘察加联邦主体）,西高东低格局特征显著;最后探讨了促进西伯利亚与远东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

在“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背景下,利用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重心、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商度等研究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过程;中央区的人口显著上升,伏尔加、西伯利亚与远东区均呈下降趋势;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区、北高加索区南端的联邦主体人口快速增加,西伯利亚区多数联邦主体人口缓慢增加,远东东部、莫斯科外围地域、伏尔加区多数联邦主体的人口缓慢减少,西北区北端联邦主体的人口急剧减少。（2）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主要受地区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空间上,俄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莫斯科市与圣彼得堡市的人口密度快速增加,远东与东西伯利亚区的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强化了俄人口分界线——“圣彼得堡-图瓦线”。以“圣图线”为界,俄“西密东疏”“欧洲密、亚洲疏”的格局短期不会改变,整体呈“一横、四纵、两团”及若干区域人口集团的空间结构。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1996-2011 年南非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投资目的地与经贸合作伙伴, 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南非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对开展中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南非历年来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均衡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偏移—分享模型, 分析了南非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南非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和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多核心”集聚的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人口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和沿海港口城市, 低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上来看, 1996-2011 年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加强, 人口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偏移—分享分析表明, 南非人口增长速度先后经历了从1996-2001 年快速增长到2001-2007 年缓慢增长, 再到2007-2011 年高速增长的“高—低—高”增长阶段;省域层面上看, 豪登省和西开普省一直是南非人口集聚较强地区。     

西藏人口发展的空间解析与可持续城镇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人口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农村的高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的负效应,而流动人口成为新时期加速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在分析人口增长与人口流动对城镇化作用的基础上,对西藏城镇的"职能-规模-空间"结构变动的综合特征进行了解析,认为经济职能是近年加速城镇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新镇的设立对城镇化贡献显著,使城镇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并进一步探讨了人口发展、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冲突,提出可持续的城镇化是西藏人口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91个地域单元的专利授权数据测度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演变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格局地带性差异显著,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式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下游山东半岛,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省区,并且低值集聚区范围远大于高值集聚区。政府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经济外向度6个指标共同影响着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投入影响较大,经济基础和人才要素次之,金融环境和经济外向度影响相对较小,所有因素影响均为正。     

中国老年人口分布的集疏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中国已全面进入快速老龄化社会,研究老龄人口空间集疏格局及形成机制,不仅是开展老龄人口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面向老龄化社会城市更新问题的关键所在。选取地级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五普、六普老年人口数据,采用老龄化率、集聚度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年和2010年全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的集疏格局及空间关联。研究表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总体处于老龄化中期水平,城市间老龄化空间分异较大,老年人口密集区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稀疏区城市则均位于胡焕庸线以西,这与总人口分布状况基本一致;高密区城市基本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密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山东半岛、成渝和京津冀地区,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老年人口集聚区;城市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状况有所增强,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表现出以热点区为中心,逐渐向外围过渡的“中心—外围”结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城市化建设、人口环境等是导致老年人口集疏格局的关键形成因素。     

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

作为中东大国之一,亦是中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伊朗是"一带一路"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科学合理测度其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可提升对伊朗国内发展态势的认知,对加强中伊政治经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丰富世界地理研究领域中东区域的典型案例.运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数、重心分布、密度等指标,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偏移-分享分析法等研判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伊朗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原西北部、里海沿岸平原;人口密度整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人口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伊朗的人口流动以邻域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流动为主,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北部和西北地区,这也与人口重心在西北地区的空间路径依赖惯性趋势吻合;伊朗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化分异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人口密度较高和较低的区域均出现空间集聚特征,密度高高集聚区位于北部、西北部山地和德黑兰周边与中央高原交界处,且逐渐向东南方向延伸;密度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山地和西南地区,且变化甚微.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对新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据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选取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合GIS自然断裂点分类法,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高于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一线方位上,呈倒“U”型分布,而西北、东南方位则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洼地”;从城镇化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北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均高于南疆同类城镇化水平,而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南疆则高于北疆。新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集聚的特征,随机分布明显。把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五类,这五种类型分别是：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等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和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最后对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中部积水的湖盆地形使环洞庭湖区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平原地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县域统计资料,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分析发现,湖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带状结构。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和资源环境等3大类12个指标进行全因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特征形成的直接原因;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交通区位条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结构来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地形结构的差异则是湖区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     

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首府的空间经济联系与格局特征研究

利用经济等级指数、经济联系强度研究2010—201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首府的空间经济联系与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西伯利亚和远东区各联邦主体、及与毗邻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①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的经济等级2010—2015年上升显著,2015—2018年上升缓慢,等级序列存在“断裂”现象,繁荣的发达首府与停滞的偏远首府两极分化现象突出。②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首府经济联系量不断增强,以乌兰乌德市为分界的西伯利亚区首府经济联系强于远东区首府,呈“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西伯利亚区形成以新西伯利亚市为极核,辐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鄂木斯克市、托木斯克市等的“一极、多心组团”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新西伯利亚市;远东区呈现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为中心的“双核”格局,首位经济联系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市。③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联邦主体间经济联系不断提升,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增强,其中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阿穆尔州同中国东北省域的经济联系最强,与黑龙江省的经济联系量高于吉林省和辽宁省。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

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流出、流入“双向”视角解析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阐释综合城镇化及各城镇化分量值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迁入区域空间虽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明显;② 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③ 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④ 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社会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自然环境、经济产业及交通路网等公开数据,运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城镇规模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规模结构方面,城镇规模分布较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化”与“小城市化”并重的特征,中间级别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人口金字塔大致呈现沙漏形态;空间结构方面,整体呈现分异与整合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形成东密西疏的城镇密度格局以及各具特色的省级城镇体系,另一方面东南—西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呈现整合趋势,沿东南—西北形成卡拉奇—拉合尔—伊斯兰堡及拉瓦尔品第都市区—白沙瓦“7”型城镇发展轴线;职能结构方面,形成3个全国性中心,2个地区性中心和多个重要工业、交通节点城市。2）城镇体系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交织影响下形成。内生因素方面,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形成东密西疏城镇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经济产业因素决定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地形与交通的共同作用改变城镇间的时空距离,造成东西部城镇体系的差异;各省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和行政因素造成各省城镇体系的分异。这个过程受国际投资与贸易、地缘政治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外生因素的间接影响。3）中巴经济走廊将促进“7”型城镇发展轴转变为“两纵三横”城镇发展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