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强度目标下中国最优研发及经济增长路径

以研发投资为减排手段,在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构建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最优控制模型,并针对中国2009年提出的排放强度目标“2020年排放强度降低到2005年的40%~45%”,研究了同时满足减排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研发投资路径以及经济平稳增长路线。模拟发现: 前轻后重的研发投资路径有利于最大化社会成员的效用,而为了完成减排目标,中国需从2014年开始大幅提高研发投资到2.85%,随后每年都要保持在3%的水平;受此影响,经济平稳增长速度在2014年出现明显回落;排放强度路径呈现从缓慢下降到迅速下降而后降速趋缓的走势;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在2014年继一个小高峰后出现短暂的下调。     

欧盟碳减排目标的经济可能性评估

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通过选取1994年至2009年欧盟27国的人口、经济和能源数据,利用碳排放动力学模型对欧盟关于2050年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80-95%的承诺进行预测,并对欧盟目标下的减排情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以当前的技术进步速率下,沿最优平稳经济增长路线,到2050年欧盟的碳排放量将为775.608MtC,达不到预定的减排要求;（2）在最优经济增长速度得出总能源消费量的基础上,采用调整能源结构与碳捕捉技术,预期可以达到设定减排80%的任务。其每一期的煤炭占比、石油占比、天然气占比应分别有4%、2.26%、1.23%转移至非碳能源占比,非碳能源的上升速率应达到2.21%/年;（3）若以历史的能源结构转移趋势预测未来的能源结构占比,即使考虑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捕捉技术的预期目标,欧盟仍然达不到在2050年的减排目标;（4）考虑欧盟提出的四种减排路径上下限组合,可预计出到2050年欧盟的减排范围在80.51%-87.16%;（5）若欧盟重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即使考虑欧盟制定的减排路径,仍存在着达不到减排预期的可能。     

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CO_2排放区位转移分析

减缓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成效,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引起的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CO2排放量从2000年的9.6亿t增加到2006年的19.1亿t,每年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扣除进口商品使我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CO2,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我国的CO2排放量至少从2.3亿t增加到7.2亿t,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是产生净转移的主要原因.结论主张相关国际协定从排放区位与消费区位相结合的角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1990―2010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计算出广东省1990―2010年的碳排放量,并对广东省近20年来碳排放进行阶段划分,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对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1990―2010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总量和人均CO2排放量不断上升,万元GDP碳排放量、三次产业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原煤的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的CO2排放量比重最大,但呈缓慢下降趋势;2)经济发展效应对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能源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贡献率最小;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影响碳排放量的增速,能源消费强度又进一步受到产业结构和各产业能耗强度的影响,其中,第二产业能耗强度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能源消费强度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主要经济体1990—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变化及其启示

主要发达国家提交UNFCCC的1990-2006年排放清单数据显示,部分发达国家已采取了确实的减排措施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其中,德、英、法、荷和瑞典是履行《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目标效果最好的国家,分析各国所采取的减排政策／措施发现,这些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实际路径大多是“避重就轻”的,其做法对于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采取非关键领域减排的策略可以为我国经济高速重化工发展腾出一定的排放空间,减少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层面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更有赖于省区层面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本文估算了全国30 个省区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的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0 年,中国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从4.16 Gt 增加到11.29Gt,年均增长率为7.15%,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1.7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② 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 指数呈波动型增长,说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同时,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③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④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低碳城市化道路,以及实行节能减排省区联动策略是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时空特征研究

就近30 a来中国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联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与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工业碳排放总量增长快速,但工业碳排放密集度持续降低;工业部门中制造业碳排放量最大,平均约占工业部门碳排放总量的60%,降低传统制造业能源消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推动节能减排政策实施和地方行动响应的关键环节;地区工业能源高消费地区集中分布于中国环渤海地区,能源较高消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国中部地区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中等消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国西部地区,而能源低消费地区集中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总量除受到本地工业能源消费量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各地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较高碳排放地区空间布局趋于"孤岛"分布格局,低碳排放地区的数量也逐渐增加。     

甘肃省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努力研究

利用LMDI模型解构了2010—2019年甘肃省13个细分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运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各因素对脱钩做出的努力程度。结果表明：(1)2010—2019年甘肃省细分行业碳排放总量增加3843.13×10⁴t,主要集中在石油制造业、化工制造业、钢铁制造业以及电力行业等高能耗行业;能源消费结构的高碳化特征显著,能源消费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善高能耗产业能源消费结构、推动高能耗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甘肃省碳减排的重点。(2)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产生增量效应,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产生减排效应,产业结构对部分行业产生减排效应。(3)各行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趋于向好,除电力行业仍为弱脱钩外,其他行业均由2010—2016年的负脱钩或弱脱钩转变为2016—2019年的强脱钩或衰退脱钩。(4)能源强度效应的脱钩努力最高,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的脱钩努力尽管较小但逐渐增强,人口规模效应的脱钩努力不明显。     

省级层面碳排放估算及减排路径方法研究——以宁夏为例北大核心CSCD

从省级层面研究碳排放年际变化进而探讨减排路径对制定碳减排措施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北典型干旱省份宁夏为例,综合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相关分析、脱钩分析等方法分析碳排放的多年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减排路径。结果表明:(1)宁夏年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及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均逐年增加,而碳排放强度呈现出先升后降又回升的波动趋势。(2)经济和产业结构是年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3)十大高排放行业主要利用热值低且碳排放高的原煤等能源,导致宁夏碳排放和GDP仍未脱钩,但脱钩的行业数量在增加。本研究采用年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及单位面积碳排放量等多个指标全面服务于碳达峰、产业结构优化、碳公平等目的,依据主要影响因素、细分行业分类及能流分析,从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等角度提供有效的碳减排路径。研究结果将为“双碳”目标下省级层面绿色发展规划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持。     

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及情景模拟

控制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落实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指导价值。本文基于IPCC系数法核算了2000—2019年中国省际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刻画了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时空演化规律;基于STRIPAT模型,解析了各地区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影响机理,模拟了不同情景组合下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未来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是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逐渐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2)“胡焕庸线”是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与单位农地面积排放强度高值区的分水岭,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单位农业增加值排放强度的高值区。(3)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的EKC曲线关系,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仍面临一定的减排压力,各区域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机理存在显著差异。有效减少动物肠道发酵CH4排放,根据区域发展特征制定因地制宜的减排政策是未来中国农业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     

金砖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及驱动因素——基于Tapio脱钩和LMDI模型的分析

在金砖国家低碳转型的压力之下,把握碳排放驱动因素、明确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完善减排政策迫在眉睫。基于1987—2017年金砖国家碳排放面板数据,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变化,进一步结合IPAT方程和LMDI模型分解影响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金砖国家整体上呈现由负脱钩到弱脱钩再到强脱钩的变化趋势,现阶段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碳排放脱钩关系为弱脱钩,南非和巴西的碳排放脱钩分别为强脱钩和扩张负脱钩,金砖国家之间脱钩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经济强度因素和人口因素是碳排放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则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金砖国家之间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从增加技术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严控高能耗产业、构建减排工作国际合作平台等方面入手促进金砖国家减排。     

中国碳排放关键驱动因子的分析和政策反思——基于LMDI：1995—2010

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两大主因是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显然,经济因素是外因,能源供应结构和能源效率才是影响的内在因子。本文基于碳排放的完全分解分析模型——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系统分析了影响1995～2010年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子和贡献率,分解因子包括四种,即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碳强度效应。指数分解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时期这四种效应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是不同的,1995—2010年对碳排放增加影响最大的因子是经济发展（贡献率155％）和产业结构改变（贡献率10．6％）,而碳排放量的减少主要是由能源强度下降贡献的（贡献率-63．7％）,碳强度效应影响很小。但最近几年碳排放量的增加除了经济规模这个主要因子,碳强度的改变（贡献率4％）、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1．3％）都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只有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了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作用（贡献率-73．5％）。模型的这种分解结果提示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内的产业政策、能源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反思,未来还要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加强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力度和政策扶持。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计量模型与空间格局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的路段车流数据,建立包含I~IV类客车和I~VI类货车在内的全样本、高精度碳排放计量模型,并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法探索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空间差异性。结论主要有：1）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货车,货车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57.1%;客车占42.9%。其中,中小型机动车,如I类客车（即小汽车）、I类和III类货车等是高速公路主要碳排放源。2）在高速公路网络中,碳排放高值路段具有集中于国家级高速公路、邻近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区、邻近机场和港口等空间特征。客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沿广州市向外呈放射状分布;货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分布在国家级高速公路,且货车载货量越小,碳排放空间分布越集中。3）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较高的地市多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市城市首位效应突出。县区尺度下,高速公路碳排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显著,碳排放较高的县区多为广州市和佛山市下属县区。     

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多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类行为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无可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对全球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作用。在建立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模型基础上,在全球尺度下进行计量分析,主要结论：第一,理论模型证明区域碳排放随经济发展推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不可抗的基本客观规律,故减排应从降低峰值高度、促进峰值提前等方向入手;第二,实证结果说明第二产业份额对碳排放的影响强度为恒正值,而服务业的影响强度逐步降低,促使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的份额流动最终将带来整体影响强度的下降;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碳排放变动强度具有明显差异,产业升级对于中高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减排效率明显高于极高发展水平国家,且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将在更早的发展阶段迎来碳排放高峰。     

中国跨境风电项目的建设模式、梯度转移及减排潜力研究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中的风电项目建设已经初现规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建设中,风电优先项目涉及的项目金额约为6.47亿元,运营期累计发电量可以达到近180亿千瓦时,可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0兆吨。伴随跨境风电项目的梯度转移,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并网取决于东道国的政策制度安排、建设运营模式、设备供应体系以及电价收购协议等。本研究有助于协助沿线国家完善能源政策制度、加快清洁电力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碳减排承诺,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广提供借鉴。     

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区域层面能源消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是有效实现碳减排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经典的IPAT模型为基础,采用扩展的STIRPAT环境压力评价模型,对1952-2014 年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7 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2000 年）和西部大开发时期（2001-2014 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各个影响因素对新疆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三个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7 年）,碳排放强度和人口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能源消费结构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改革开放之后（1978-2000 年）,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碳排放强度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西部大开发时期（2001-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碳排放强度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安徽省会经济圈碳排放强度与生态补偿研究

通过对1997年和2007年碳排放强度分析,揭示安徽省会经济圈内各市县对碳排放的影响和区域差异,根据相关固碳价格计算省会经济圈市县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显示:(1)省会经济圈总体上为碳汇区,1997—2007年间碳排放总量增加1 049.9万t,年均增长14.4%,其中,合肥市碳排放量增长最大。(2)2007年经济圈内地均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和地均碳排放强度分别增加为1997年的2.18,2.41倍。1997—2007年,省会经济圈内的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强度和地均建设用地碳排放都呈现合肥市>巢湖市>六安市。(3)经济圈内各县市地均碳排放强度差异显著,建设用地平均碳排放强度以合肥市最高(784 t/hm2),其次是霍山县和金寨县,其他区域的建设用地平均碳排放强度相差不大。(4)2007年合肥市提供的生态补偿标准是12.8～105.1亿元,六安市和巢湖市得到的生态补偿标准范围分别为31.9～278.1,0.6～13.8亿元;各县市生态补偿差异也很大。     

中国2005—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文以2005年和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核算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结果表明,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678964．38万t,强度每万元3．67t。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930194．96万t,强度每万元3．27t（2005年价格）。5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了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的因素分解为4种效应,即能源效率因素、能源结构因素、经济结构效应和经济增长方式效应。计量结果表明,部门单位产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其中尤以前者的影响最为显著。而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和经济结构变化是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上升的因素,并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科学评价各地区的排放责任。碳足迹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为满足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的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 除了生产过程的直接碳排放, 也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中间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应用2007 年各省区投入产出模型和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的碳足迹和省区间的碳排放转移。结果显示, 各省区之间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存在显著的差异。碳足迹较大的省份为经济大省, 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人均碳足迹较高的省份主要是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能源富集区域及重化工基地;中国存在着从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区域的碳排放空间转移。上述结果表明, 人均碳足迹高的经济发达省份应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 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有相当一部分的碳排放是为沿海发达省份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省份提供电力、原材料等高碳产品所致,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考虑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因素, 适当减轻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的减排责任, 或使沿海发达省份向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区域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 帮助这些区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