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

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流出、流入“双向”视角解析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阐释综合城镇化及各城镇化分量值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迁入区域空间虽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明显;② 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③ 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④ 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社会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全面二孩背景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预测及城镇化效应

采用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面二孩实施背景,预测未来中国与省际城乡人口规模以及省际人口迁移规模;采用2010年人口数据和2020年预测人口数据,从对比视角分析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会带来区域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② 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方向与强度,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4种类型;③ 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及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增加的贡献占到了30.77%。     

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集疏格局与市民化路径

系统回顾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变动与集疏格局,包括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基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属性差异的省际流动人口模式以及基于城市规模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采用趋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预测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趋势,由此提出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径与建议如下：①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重塑着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应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市民化;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省内流动人口的就近市民化;③ 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基于“功能-能力”框架的中国多维福祉测评及区域均衡分析

基于“功能-能力”框架构建中国多维福祉测评指标体系,对1995~2014年中国省级区域多维福祉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功能与能力福祉的区域均衡类型进行研究发现：① 中国功能福祉与能力福祉水平均有明显提升。四大区域功能福祉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力福祉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最低,西部与东北较为接近。② 整体来看,中国功能福祉的省际差异缩小,能力福祉的省际差异有所扩大。③ 中国各省份功能福祉与能力福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功能福祉主导→能力福祉主导→较高水平协调”的不断优化演进过程,提高能力福祉向功能福祉的转换效率是促进中国综合福祉提升及其协调发展的关键。     

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视角构建城市资源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2000-2017年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① 泛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快速-中速-慢速”的节奏持续走高; ② 各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均不同程度由低压力向高压力类型演替,并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 ③ 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及人口密度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对资源环境压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能源强度降低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而环境规制和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构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① 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发展速度与水平基本同步,两者较为均衡。②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上,耦合度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不明显,说明交通发展有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交通系统协同程度不高,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③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演变上,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同一年份处于同一水平,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由交替波动向交通发展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态势转变,交通系统发展逐渐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最后,从旅游空间结构、内外交通网络、全域旅游、智慧旅游4个方面提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梯度城镇化的村庄解析：以福建上杭为例

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归纳总结了农村人口迁徙目的地的4个层次,提出了梯度城镇化的概念,并以福建省上杭县村庄问卷为基础,进行梯度城镇化的村庄解析,辨识不同梯度人口迁徙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村庄人口规模对村庄人口流出具有阻止作用;县城和乡镇吸引农村人口迁入存在明显距离衰减。② 老年人比重高降低了年轻人迁徙到县城的成本,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县城集聚。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可能会抑制农村人口进入县城居住和拥有住房。③ 教育驱动是县城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高人力资本有流向地级市的趋势。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截取1980-2010年四个时间断面中国各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描述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变化和差异,分析其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先有所缩小、再急剧扩大、进而明显缩小;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性较明显,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冷、热点区域在不同时间的空间差异显著;各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时间上差异显著,可依据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值的变化将其分为四类;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时空格局是地方在对国家宏观战略、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地区城乡战略、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响应中逐步形成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订和调整城乡发展政策。     

中国省级人口迁移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省级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主要变化过程,分析了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应用马尔柯夫模型预测中国未来省级人口迁移过程及其对未来省级城市化的影响。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ropland conversion to built-up land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10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built-up land in China has increasingly expanded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The expansions encroached upon a large amount of cropland, placing great challenges o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lthough the impacts of urban expansion on cropland have been intensively illustrated, few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to differentiating the effects of growing urban areas, rural settlements, and industrial/transportation land. To fill this gap and offer comprehensive implications on framing policies for cropland protec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d compares the spatio- temporal patterns of cropland conversion to urban areas, rural settlements, and industrial/ transportation land from 1987 to 2010, based on land use maps interpret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ry. Five indicators were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built-up land expansion on cropland in China. We find that 42,822 km² of cropland were converted into built-up land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43.8% of total cropland loss during 1987–2010. Urban growth showed a greater impact on cropland loss than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transportation land after 2000.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xpansion decreased; however, rural settlement saw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traditional cropland loss which is generally in high qua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industrial/transportation land expansio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major food production regions. These chang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China. Future cropland conservation should focus on not only finding a reasonable urbanization mode, but also solving the “hollowing village” problem and balanc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s.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1982年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水平趋势

城镇人口数据不一致的问题非常严重, 几乎没有系统的省级区域城市化数据。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部分是由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动引起的。人口普查是全国和各省区城镇人口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定义在不断变化,城镇人口数据很多是前后不一致的,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本文首先讨论改革时期新的城市化进程,澄清城镇人口定义的变化,然后概括地说明估计全国和区域城镇人口所用的一个基于双轨城市化概念模式的区域方法。将调整后的1982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城镇人口作为计算的基础数据,对1982~2000年中国各省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估计。在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分析1982~2000年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空间特征。揭示了1982~2000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最后为将来城镇人口的统计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