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省域碳强度空间依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在估算各省域碳强度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跃迁测度方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省域（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能源消费碳强度的空间依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① 中国省域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到小幅波动的特征,碳强度相似的省域趋向于集聚,表明中国省域碳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②省域碳强度存在不均衡的发展格局,高-高集聚的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低-低集聚的省域多分布于中国东南部。③碳强度空间集聚总体呈优化态势,高-高集聚的省域在减少,低-低集聚的省域在不断增多,但不同省域在碳强度的空间集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④ 碳强度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4个解释变量对碳强度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均GDP;且各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在不同省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研究,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较高,但呈现出下降态势;各省市之间差异性明显,仅有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实现有效,其他省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无效率状态;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性,总体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③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绿化程度、社会性支出、医疗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     

入园率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中国非法采伐林木行为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因子

基于2014—2020年中国50 094份非法采伐犯罪的刑事一审判决书,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中国非法采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非法采伐多发于胡焕庸线东南侧,集中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巫山―雪峰山沿线、武夷山脉―南岭沿线、大别山沿线、长白山沿线等地区;2）受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上述高发区域的非法采伐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非法采伐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相同地理分区内相邻地市非法采伐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不同区域间又呈各异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西南与东南地区主要呈高-高集聚态势、西北与华北地区为低-低集聚,东北地区与长江沿线地市则不显著。4）不同影响因子在空间上对非法采伐的驱动作用各异,其中自然禀赋是非法采伐产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区域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非法采伐的发生。     

转型期省际城市化效率格局演变与成因探析

以中国31个省域单元为例（未涉及港、澳、台地区）,从城市投入和产出2个基本维度上建立效率指标体系,应用改进DEA模型计算2000―2012年的省际城市化效率;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效率重心模型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格局演变及成因展开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2000年以来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区域不均衡性显著,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技术效率驱动模式,而中西部地区表现为规模效率驱动模式;2）2000―2012年省际城市化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全局上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局部上综合效率及规模效率具有相似集聚演化特征;城市化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的重心主要向东南方向偏移,而规模效率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偏移;3）区位条件及禀赋、产业结构差异、区域发展政策及其市场化水平是影响转型期省际城市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成因。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层面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更有赖于省区层面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本文估算了全国30 个省区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的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0 年,中国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从4.16 Gt 增加到11.29Gt,年均增长率为7.15%,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1.7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② 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 指数呈波动型增长,说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同时,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③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④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低碳城市化道路,以及实行节能减排省区联动策略是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居民食源性疾病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LM）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识别影响食源性疾病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中国食源性疾病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总体趋势为集中分布于南部以及沿海地区，五年间集中区已出现明显的向北移动的趋势；（2）中国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五年间空间集聚下降。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而低-低类型区集中分布于中国北部。2011—2016年，中国食源性疾病变化趋势与空间分布特征类似；（3）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事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突发环境事故的增加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增加，而政府财政投入、居民教育水平、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食源性疾病减少。除居民教育水平外其余变量也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差异。地区人口密度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向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对食源性疾病的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居民教育水平提高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中部向东西逐步加大。城镇化率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减。环境质量对食源性疾病降低作用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余地区递增；突发环境事故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中部向东西加大；年平均气温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南向北减小；年平均降雨量对食源性疾病的相对压力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减小。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A geospatial analysis of multi-scalar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geospatial analysi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across province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0 under a comparative spatiotemporal conceptual framework. Despite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at all spatial scales, the extent of agglomeration shows an obviously downward trend from 2003 to 2006. Substantially stronger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emonstrated at county scales.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LISA) are employed to visualize the loc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Four snapshots (in the years 1997, 2001, 2005, and 2010) of LISA indicate a dramatic north-shifting of hot spo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sponse to the northward movement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besides institutional forces in China. Furthermore,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monstrates a heterogeneous process: hot sp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coast, cold spots in western China and no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s in central China. As the major carries of scale economies, metropolitan regions see decreasing internal agglomer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which shows a strong spatial spillover into its neighbourhood. Finally, LISA Markov and geovisualization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predict the long-run properti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multi-scalar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ownward co-movements of a county with its neighbours are more frequently encountered, perhaps resulting in the continuous concentration of poor areas in the long run.     

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对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其中百万规模级别以上城市在人口迁移中地位尤为显著;县级市间迁移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县级市平均迁移规模要大于西部和中部;省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大体呈现3个梯状层次;省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总体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均以各省会城市作为省内迁移人口的第一流入地;不论是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都是迁移人口的高度集聚地。     

国家工业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国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为例

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四批共164个国家工业遗产为对象,运用核密度、集中趋势演变等方法,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东南多、西北少,并在空间上形成了“三核两副,片状分布”的格局;2）从遗产类型看,轻工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沿海区域,重工业较轻工业分布分散;3）工业遗产在省域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三类区：Ⅰ类区在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等“一线地区”,Ⅱ类区为中国西北部的“三线地区”,其他为Ⅲ类区;4）从时间演化看,工业遗产空间分布中心有4次明显转折;5）中国古代工业大多受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近现代工业虽受上述因素影响,但更多受民族主义驱动、洋务运动、“三线建设”等历史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统计数据，采用中等职业教育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平时空分异、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呈倒“U”型变化趋势，地理集中度逐渐提高，省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以“缩减型”为主；2）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及增长呈正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呈“西进南移”空间格局，西部是中等职业教育增长热点区，区域均衡性明显提升；3）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适龄教育人口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条件，经济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初中毕业生数是主导交互因子，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化率逐渐成为次主导交互因子。     

近300年来中国人口变化及时空分布格局

基于人口地理学相关理论,以近300a 为时间尺度,以省域为空间单元,利用经修正的清朝、民国及建国后286 个时相的人口数据,建立1724 年、1767 年、1812 年、1855 年、1898年、1936 年、1982 年和2009 年8 个典型时间断面,通过不均衡指数、集中指数、分布重心和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研究了近300a 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及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①近300a 来中国人口数量波动上升,按增长曲线特征可分为较快稳定增长期、快速波动负增长期、低速平稳增长期、无序跌宕增长期、急剧波动增长期5 个阶段;② 人口分布逐渐趋于均衡,人口重心迁移幅度不大,总体呈西南-西北-东北-西北的移动趋势;③ 人口分布保持高度自相关,聚集程度波动变化,其中,华东的沪苏地区、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为稳定人口高密度聚集区,华中的河南省为较稳定人口高密度聚集区,西南、西北部分省份为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为较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东北的黑龙江省、吉林省为不稳定人口低密度聚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