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农区农民工多阶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6个村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逐次二元Logistic方法,对农民工空间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提出并验证农民工多阶流动假说。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是一个趋于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务工地逐渐趋于稳定,区位务工时间延长,村落附近的城镇渐成主要务工地选项,流动动因中的主观动因强化,被动动因弱化,逐次流动模型中务工年限、务工地域类型、务工者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面积、村地形、村务工人数比例、村区位等主要因子的显著性程度和方向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多次流动,务工地愈加符合务工者预期。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无疑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文中采用对广东省云浮市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从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体行为决策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较低,年龄偏大,家庭儿童数量较多、老人数量较少和已婚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较大;而外出务工时间对回流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家乡的非农就业机会与村庄的区位因素也显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区位选择动因研究——基于新疆19个村农户调研数据

在2012年新疆昌吉和阿勒泰2个地区4个县8个乡镇19个村农户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区位选择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2类微观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体特征中的外出打工目的和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生命周期及人均耕地面积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跨县远距离转移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抚养负担、人均年收入等没有显著影响。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属性和网络结构双重视角下农民工流动规律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流动与宏观层面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关联性,属性与网络关系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这种关联性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114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198个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构建的网络数据,分别分析了属性因素和个体网络以及城市整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行业类型、打工年限、流出与流入地区域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求职帮助关系人类型、是否有公职人员等个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打工地选择、流动距离和工资收入影响显著。通过分析城市属性与整体网络出度入度、网络相关性、无标度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等因素,得出了农民工流动具有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城市,以远距离流动为代价追求高工资,选择务工城市具有扎堆趋势,聚集在发达城市并非必然获得高工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倾向于一步到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降低信息费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关建议。     

国内外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进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其直接研究成果较少,相应的理论构建较为薄弱,间接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国内直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务工地选择机制、务工距离分布规律、务工地城镇类型选择、务工地选择影响因素等领域。国外的间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区位、移民空间结构等永久性迁移领域,而对非永久性迁移的研究较少。今后应加强对务工区位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区域典型案例的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在方法上应加强模型分析和量化分析,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民工的统计工作。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国内旅游目的地定位研究综述

国内旅游目的地定位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从目的地形象研究中分化出的一个研究分支。作者对国内该领域10年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分析,识别出其研究的8个重要理论关注点:目的地定位的概念内涵;定位作用(功能);当前定位误区;定位考虑要素;定位策略(方法);定位指导原则;定位实施和形象塑造、推广;定位与形象、品牌化、形象口号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具体目的地定位案例分析文献的研究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目的地定位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对未来如何调整、促进该领域研究更好发展提出了建议。     

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研究现状及启示

国外旅游目的地营销研究由最初的目的地形象研究向其他视角扩展,开始关注目的地营销组织和信息技术在目的地营销中的应用。国内研究遵循了相同的发展过程,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需要强化和深入。     

旅游地形象研究管窥

旅游业的发展呈迅猛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旅游地的形象因素已成为吸引游客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对旅游地的开发规划工作和市场营销工作都有重要意义。国内外旅游界对旅游地形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发展历程可概括为：(1)“自然”旅游地形象研究阶段，(2)“人为”旅游地形象研究阶段，(3)不同学科理论对供求双方的互动效应的探索阶段；其主要内容概括为：旅游地形象定义及其效应等理论研究、旅游地形象设计及其传播等实践研究。     

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把握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性,通过问卷调查,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11项公共因子,按其对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自然吸引物、资源与环境维护、社会灾难、目的地可进入性与知名度、目的地经营管理、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发展保障因素、目的地组织及其相关政策、目的地基础设施、人文吸引物、物价水平。     

旅游目的地营销潜力评价与策略框架研究

在全球旅游业进入整合营销和品牌化时代的今天,要想把一旅游目的地成功推向市场,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环是如何搞好营销。在认真参阅大量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考察了牡丹江旅游业发展现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牡丹江旅游目的地营销潜力进行评价。从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市场分析、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与推广、监控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构建牡丹江旅游目的地营销策略框架,对牡丹江旅游目的地营销进行系统研究。     

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对人的影响，是旅游地居民通过与游客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所受到的影响，它主要表现为旅游地居民在价值观、个人行为、家庭结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宗教、语言、健康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变化。作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并逐一进行了分析归纳，最后从9个最突出的方面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予以论述，并就影响程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Lancaster特性理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式——理论分析与江西省旅游客流的实证研究

针对传统旅游需求研究中对消费者与产品的属性和旅游流的时空特性的忽视,本文基于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和旅游目的地映象理论,提出了旅游流的目的地选择的概念模式和分析模型,进一步拓展了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并以江西省国内入游旅游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论旅游地形象系统的层次性

旅游地形象是一个形象系统，该文从地域的角度提出了旅游地形象系统层次性的表现：地区形象，地段形象与地点形象，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旅游地的背景形象与前景形象，论述了旅游地形象层次的转化规律及其在地区旅游发展与规划中的意义。     

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以常州春秋淹城为例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选取常州春秋淹城作为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典型个案,构建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结构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春秋淹城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包含4 个维度,游客对其感知存在"休闲娱乐属性→春秋文化属性→景观遗址属性→人文关怀属性"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旅游地4 维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休闲娱乐属性和春秋文化属性的正向驱动力显著,景观遗址属性和人文关怀属性的驱动力较弱;总体而言,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呈现"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凸显→旅游者感知体验‘优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显著"和"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滞后→旅游者感知体验‘弱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弱化"的分异规律,旅游地整体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