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洲OFDI的基本特征与决定因素

利用2004-2014年中国在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的4616家企业数据,分析了其行业结构特征、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变动,建立了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和东道国—母国的关系特征相融合的OFDI区位决定模型,定量识别了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别决定因素及其行业间差异。研究发现：① 中国在美洲OFDI的国家分布高度集中,行业主体是服务业,国有企业为主导投资者,私营企业投资地位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国家分布趋于离散,制造业地位提升、服务业地位下降,私营企业比重上升。② 国内制造业企业是中国在美洲OFDI的投资主体,且投资行业高度集中于批发零售、商务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制造业企业构建国际价值增长链,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表现,印证了其逐步且连续的国际扩张历程。与制造业公司向服务领域的延伸不同,进出口贸易公司、商务服务公司侧重于原有主营业务优势的拓展。③ 关系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OFDI国家差别的解释力度。出口显著促进了OFDI,符合互补模型的表现,预示着中国在美洲的OFDI仍处于熟悉海外市场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良好且紧密的政治社会关系能有效促进OFDI,并且民间力量的推动逊色于国家力量的推动。④ 中国在美洲的OFDI,市场寻求动机最为明显,能源获取动机、技术获取动机、降低生产成本的动机,没有获得模型的充分确认。⑤ 与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追求市场规模的共性不同,地质勘查与开发业更侧重于资源寻求,并由此决定了良好政治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特殊重要性。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球123个国家（地区）2009-2015年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中国相应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等相关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为进一步探析在贸易便利化不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共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依据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将样本分为便利化高、低的两组,分别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贸易的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可显著的促进中国出口,其每增长1%,可分别带动出口0.212%、0.56%的增长;东道国贸易便利化较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便利化两者交叉项系数达0.23,而较差区域仅为0.07。     

“一带一路”背景下巴基斯坦投资环境及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空间呈逐渐扩大之势;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如何进行有效的区位选择,是文章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从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辅助竞争力3个维度,计算了巴基斯坦2000—2018年整体投资环境。结果显示：整体投资环境年均增长率36.05%,其中基础竞争力年均增长率28.32%,最为显著;表明巴基斯坦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适合中国企业投资。其次,梳理了现有中国企业进入巴基斯坦投资的区位选择。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企业在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投资项目较多。最后,分别从趋于经济中心区、边界地区、社会联系密切区和安全形势良好区4个角度,分析了该国的主要省区和城市投资区位。结果表明,从趋于经济中心区的角度,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存在经济上的优势;从趋于边界地区的角度,开伯尔-普什图省和瓜达尔港具有优势;从趋于社会联系密切地区角度,卡拉奇、拉合尔和伊斯兰堡具有优势;从趋于形势安全的角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存在投资安全的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企业异质性、技术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论文利用Oriana亚太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刻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效应等多角度考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东部企业较西部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技术关联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研究从更丰富全面的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决策,为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