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旅游目的地再发展研究——肇庆案例

近年来,国内一些起步较早的传统旅游目的地,纷纷遭遇客源萎缩、产品老化、竞争不利等难题.为扭转局面,个别地方从政府主导的角度提出了很多策略或措施,如投巨资开发新产品、加大促销力度等,力求突破发展瓶颈.然而,如果以潜在游客的扩大和实际游客的增长为评判指标,这些策略和措施并非都适合于这些传统旅游目的地.通过对肇庆的案例分析发现,传统旅游目的地政府部门在出台再发展决策时,应当着力将不确定的发展"机会"转化为成熟的发展"条件",以规避风险,节约资源,争取成功.     

流动与想象：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研究

研究聚焦于“地理想象”这一典型的文化地理现象,借助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工具,分析了两种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中的混杂状态,尝试从流动性的视角重新阐释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方式。以西藏为例,研究初步验证了如下两个理论猜想：① 未到西藏之前,人们的惯常思维是以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现实空间来对未经历的西藏空间加以想象,因为这种现实“在场”与想象“不在场”的时刻混杂,从而引发了一些改变人地关系的流动,如“我要去西藏亲眼看看”和“我想去真实地感受那里”等;② 真实到达西藏以后,“身体触摸”下的陌生西藏空间却不同于原本接近于诗意化表达下的那个想象空间,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下的混杂使得旅游者这一典型的现代人群体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置身于另一个新的现代性进程,于是在一个新的“第三空间”中通过与地方联结开始反思现代性之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研究结论揭示了西藏地方意义的构成背后所隐藏的现代人对于流体化现代性生活的反身性思考,同时从学理上赋予地理想象概念以新的流动性解释。     

旅游发展与乡村劳动力回流研究——以西递村为例

采取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以安徽省南部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村旅游发展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基本事实为案例,主要提出了一种对乡村外出劳动力向原社区回流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现象的社会经济解释。研究发现:①社区按年向有本社区户口的普通社区成员提供总收入相当比例的稳定收入,是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②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效力在社区的空间范围之内才能得到发挥,是社区精英人物及与其有亲密关系的社区成员留守或回流的原因。     

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存在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薄弱、研究内容范围较为狭窄、重复工作较多且整体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从以下角度反思中国旅游地理学25年的发展和问题,对这一学科将来的进步不无裨益.(1)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的关系.20多年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界始终以服务于国民经济为主攻方向,旅游地理学的应用价值被无限夸大,反过来制约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拓展和深入.实际上,旅游地理学研究,绝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需要关注社会公平、环境伦理.(2)研究的观念与目标.中国旅游地理学有必要树立新的研究观念,认清自身的研究状态.没有反省、没有自我的怀疑、没有批判和创新的研究,其研究贡献是非常有限的.(3)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实证研究在过去25年的中国旅游地理研究中是一种常见方法,然而,不能把利用数学和量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看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况且低水平的实证研究有时会成为无价值的案例堆积,浪费研究资源和研究者的时间与精力.对研究成果应该有新的认识:该成果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国内外类似成果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差距)在哪里?如何确认和尊重该成果的知识产权?(4)应对危机与挑战.将旅游地理学者的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例如规划混淆起来评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类评价将使旅游地理学者的"社会价值"掩盖或超越其"学术价值",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研究与应用上的精力分配,这就可能使学科本身面临严重危机.     

风景名胜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美国、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和香港郊野公园的行政管理体系，都基本上包含立法、决策、执行3个层次，并且各层次相互之间关系清晰、权责明确，确保了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游憩利用的合理性。结合我国风景名胜区的管理现状分析，可以认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缺乏对立法、决策、执行3个层次的不同功能和机构划分的考虑，导致了目前的管理权空洞化、管理空间重叠、局部管理垄断等问题。     

广交会与2010年亚运会对广州酒店空间格局的影响

2010年亚运会落户广州,有关这一重大事件对城市酒店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已提上日程.对广州来说,已具有50余年历史的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这个城市常年举办的一项大型活动.在广州酒店形成5个主要集群区的过程中.广交会作为主要的社会经济推动力量之一,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结合对多年统计数据的整理以及对亚运会实际需求的分析预测,指出广交会作为一种周期性事件(periodic event),对于广州酒店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地方感”到“人地相处”——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为例

从基于现象学路径的地方感研究引入,批判性地借鉴地方芭蕾概念,按照人地之间实际相处的亲疏程度不同,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区分为三类：日常式相处、周期式相处、背景式相处。其中背景式相处的人地关系已经超越了地方芭蕾概念的解释边界,由此引发出如下两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命题：第一,“人地整体”或“人地相处”或可取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用以刻画人地关系本质的“地方整体”概念;第二,目前主流的地方感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局部的地方感研究,在它之外还应有一种围绕着人地相处的各种实际可能性来展开的整体的地方感研究,以及一种接近于哲学层次的人地关系基础研究。     

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阐释——基于大理个案的探究

以大理的生活方式移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诠释学分析，基于移民群体自身探究了“生活方式”的内涵。研究发现：(1)生活方式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概念系统；(2)生活方式移民流动实践中体现的关键动机是“变革”；(3)伴随着空间转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移民的生活方式变革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生活目标的转向、活动秩序的重塑和人际交往规则的变化；(4)变革既包括生活方式移民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包括整个移民迁入社区的演化。大理社区因生活方式移民汇入而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事务体系和社群体系。本研究为理解流动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内涵搭建一个从动机到实践、从个体到群体的阐释框架，展现了移民这一典型流动性群体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图景，为迁入地的美好生活家园建设提供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