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避暑型与避寒型宜人气候的分布特征及差异

宜人气候可以分为避暑型和避寒型两种类型,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国内两类气候的分布特征及差异。本文采用1981—2010年2132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数据,基于温湿指数、风寒指数和着衣指数计算各个气象站点的气候综合舒适指数,结合协同克里金空间插值方法对全国避暑型和避寒型宜人气候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对两类气候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避暑型气候区包括40°N以北的西北边疆和东北地区、西北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三大集中分布区。中国避寒型气候区集中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② 国内夏冬两季的气候不舒适地域广阔,包括环渤海、长三角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避暑型与避寒型气候资源的开发潜力显著。③ 两类宜人气候呈现明显的地域分离特征,拥有避暑和避寒双重属性的地方极少。④ 国内避寒型气候是稀缺资源,具有垄断性特征;而避暑型气候相对分布广泛,是一种相对遍在性资源。本文不仅丰富了宜人气候分布特征研究的理论成果,而且可为地方气候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阳朔“西街现象”的形成机理分析——旅游地发展中的游客理性消费与政府“无为而治”

阳朔县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旅游的县之一,其演化历程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旅游参与期曾出现过一段主客关系和谐、商业秩序与休闲氛围俱佳的“西街现象”,引起媒体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尚缺乏学术层面的解读。本文采用实证归纳的案例研究方法,借鉴旅游治理和目的地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西街现象”的形成过程与内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在旅游发展初期,信息完全的理性旅游消费者的到来,有助于规范目的地的商业经营环境。市场与社区自下而上互动协商达成共识的秩序,促成激励诚信经营的非正式制度嵌入于人际网络和旅游交易的场域之中,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即能实现“无为而治”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文通过归纳以有预算的理性游客作为市场推动力所触发的旅游地的发展特点,部分回应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市场理性回归后的可能影响。对现实的启发是,适当控制旅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给予本地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教育游客与提升政府监管力度双管齐下,建立规则在先,更利于目的地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广东小坑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

通过对小坑国家森林公司旅游开发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开发一年后的效益分析，对国家森林公园提出了应先作可行性研究和以市场规模为导向进行开发规划的思想。     

基于博士生培养视角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未来——以中山大学为例

以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点为例，通过对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学术贡献有限、研究空洞、缺乏一手数据、重复型明显等相关问题的分析，从学术贡献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未来发展。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形态规划研究

选取两处中外典型案例——三亚亚龙湾度假区和印尼努沙杜阿度假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成功开发的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在形态规划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度假区与东道社区应保持一定的空间隔离,同时维持度假区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社区在旅游开发中被边缘化;海滨度假区分区规划应坚持级差地租导向和功能控制的原则,使得稀缺的海滨土地资源开发价值得到优化;度假区内通道系统设计应简洁通畅,在保证海岸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一线度假酒店与海滨沙滩的一体性;度假区内应合理布局若干商业服务中心,既满足度假客人多样化需求,又为东道社区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度假区与社区一体化发展。     

旅游区域研究方法

一.平均中心 1.概述平均中心可由一组特定的数据确定,也可由几组不同的数据来确定,然后进行比较。例如,确定某一景点在有代表意义的某一天每一小时的游客分布平均中心,可能揭示出这些游客行为的有价值的信息。平均中心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旅游设施——饭店、汽车旅馆、餐厅、旅行社等——的相对位置而在图上求出。这样,通过这些综合信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影响各类旅游业务的区位与经营状态的作用力。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基于组态的视角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时间层面上,距离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较为稳定;② 对比中国出入境旅游流,距离因素对于出境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③ 对比高、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距离因素对高出入境旅游流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方式不同。其中,经济距离是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是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西双版纳傣族“家”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的"傣家乐"为案例,展示了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以自然村寨为基础的村寨型景区中傣族"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并对"商业的家"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性质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区位因素导致远离城市的傣族传统村寨成为旅游吸引物,傣族家屋仍是景观,傣族原住民仍保持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传统村寨和原住民是傣族"商业的家"最大的吸引力。在从"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中,虽然有过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再划界阶段,但边界仍然相对模糊。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主客交往的模式和深度;合作企业对村民的控制程度以及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