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关系框架下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响应路径——基于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的组态分析

选取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出入境旅游流产生路径的前因条件以及结果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路径数量上,虽持续简化,但是仍然具有复杂性;② 在核心条件中,所有的单因素均不构成影响的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到多因素组合作用;③ 在前因条件中,“软?硬”关系影响存在差异,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大;④ 在路径国家（地区）中,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⑤ 在时间层面上,阶段1与阶段2、阶段3路径差异较大,表明时间节点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不同。     

两阶段情景下多维距离因素对中国出境旅游影响研究

距离是影响游客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多维距离因素对出境旅游的影响尚缺乏基于不同阶段情景的讨论.该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居民赴全球73个国家的出境旅游人次数据,引用CAGE距离理论框架,从地理、文化、制度、经济多维度距离综合视角,采用双向固定回归模型,考察我国出境旅游发展不同阶段情景下多维距离因素影响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多维距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国出境旅游,其中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我国出境旅游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而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表现为正效应.2)多维距离在不同阶段情景下呈现差异化的作用特征,在一般阶段情景下,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我国出境旅游具有制约作用,而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在出境旅游环境利好情景下,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成为促进我国出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地理距离仍然制约着我国出境旅游.研究结果对探索不同阶段情景下多维距离对我国出境旅游的综合作用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香港国际直接投资与出入境旅游的关系研究

选择1976—2016年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香港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入境旅游、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均互为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境旅游之间呈单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均有较好的带动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大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国际旅游市场的互动格局与结构特征

国际旅游市场互动格局与结构特征是产业政策制定的依据,对旅游市场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及其周边共2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2-模网络和奇异值分解法对2017年国际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刻画.结果表明:入境旅游市场互动格局中,中国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与域内国家之间的联系度高、通达性好,且被其他国家高度依赖,处于入境旅游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但在出境旅游市场互动格局中,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传统旅游大国与域内其他国家间的联系相对紧密,联系的通达性条件较好,在国际旅游网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处于权力相对中心位置.进一步采用奇异值分解技术,根据中国及其周边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这些国家聚类为中心环状内聚型组团、(中)南亚联动内聚型组团和西(北)亚联动扩散型组团三大类别.研究认为,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网络关系结构中,尽管传统旅游大国发挥着关键作用,构成网络体系的核心,主导着域内国际旅游发展的方向,但大国的入境旅游与出境旅游地位并不总是匹配,作为出境旅游客源国,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需进一步提升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旅游发展特征及其对比

基于地缘因素,根据国际旅游组织提供的权威资料,以中国为中心参照物,将中国与日本、韩国等18个邻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旅游大市场,定量对比分析了19个国家国际旅游发展的基本特征。基于国家战略利益思考,揭示了中国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在19国中位居第一,年均所在国旅游花费在19国中位居第二,出境旅游人数位居第三,三者在总体上随时间均呈现出递增趋势,中国在各国中增长幅度最大;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中国年均入境旅游人数、年均入境旅游花费远低于日本、韩国与泰国;中国入境旅游花费占GDP份额在各国中位居第八,总体上呈现出递减趋势;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位居第三,在他国旅游花费位居第二。进而指出日本、韩国、泰国已成为中国发展与开拓亚太(东盟、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入境旅游市场所面临的三大主要竞争对手。最后,还探讨性地提出了当前以"惠邻"、"睦邻"、"安邻"为核心的我国参与周边区域国际旅游合作的国家战略选择模式,认为我国应将发展国际旅游作为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重要桥梁与优先纽带,从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予以积极重视。     

环海峡旅游圈视角下的台湾地区旅游发展研究

依据2013年台湾统计年鉴和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观光统计年报,在吸收和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旅游发展条件和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台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并结合国家环海峡旅游圈的政策导向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发达的经济、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以及良好的环境,这些都为台湾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旅游也加快发展;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不断增长的同时,区内旅游渐趋疲软,在整个旅游业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台湾地区入境旅游市场增长较快,祖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正逐步成为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洲际客源分布较为稳定,入境游客构成存在一定变化;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受国际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影响显著,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不均衡,使旅游成为“花汇产业”;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海峡两岸旅游合作的进一步深入,祖国大陆已取代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的不平衡性正在缩小。     

1993～2008年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时空动态演进模式——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实证研究

引入优势度的概念,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定量测评1993～200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聚类分异对比,得到以下结论: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地域格局突出——广东、上海、北京3省(直辖市)优势度极其显著,是中国入境旅游的三大核心;云南、广西、四川、陕西四省(自治区)优势度很显著,是中国西部入境旅游的核心;内蒙古、黑龙江、湖北三省(自治区)优势度较显著,是中国中部入境旅游的热点区域。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动态演进受到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引起优势度空间动态演进的地理因素可归结为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两大类;中国入境旅游流空间梯级网络结构正处于优化调整和良性重组的转型关键期。本文旨在为探索区域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地域结构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技术支持。     

2004—2019年全球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时空演变北大核心CSCDCSSCI

旅游流是社会网络关系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国家(地区)之间旅游流网络中心度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地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社会活动相互作用关系。面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旅游流网络中心度刻画指标不清晰、时空规律不精确、影响因素不明朗等问题,本研究构建了5个网络中心度指标,并据此分析了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入境旅游流总体特征与空间演化规律,识别了主要地理因素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发现:2004—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流规模增长近一倍,亚洲地区之间旅游流规模快速提升;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旅游影响力、向心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各项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指标的提升速度均处于世界前列;多数中心度指标之间显著相关,其中约束力和辐射力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较低;地理邻近性对旅游流规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人口规模不仅与亲和力等指标显著相关,并且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序列中显著提升。研究结果体现了中国入境旅游在全球旅游流网络结构中的持续向好态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动因研究

从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入手,分析了入境旅游流网络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采用基本特征描述、密度分析及EI 指数检验、中心性、凝聚子群、核心-边缘分析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展开研究,然后运用QAP分析模型对旅游者流动矩阵和各省市旅游供给要素差值矩阵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入境旅游流规模上呈现东部强,西部、东北次强,中部弱的态势,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空间结构上出现一定的集群 现象;② 东部一些省市不仅中心度指数高,结构优势明显,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而且内部联系紧密,另外西部个别省份的网络重要性有所增强,旅游发展的不均衡态势有所改善;③ 自然资源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联系度、空间距离是制约入境旅游者流动的因素,而国际旅行社数、飞机起降架次为代表的高档次旅游服务水平、及是否同一地区是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地的重要因素。文章旨在为探讨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和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力求能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入境旅游流特征,进而为入境旅游的均衡发展和各省市旅游政策的制定等宏观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参照。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旅游城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性进行探析,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选取入境游客人天数作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均值比率对中国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旅游产品、知名度、区位条件和对外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区域集中性非常突出,入境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对外经济因素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影响最大,知名度次之,旅游产品和区位距离的作用较小。     

中国户外旅游回顾与展望——基于外国学者视角①

本文中我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透视了中国近30多年来户外旅游的成长与发展。虽然不懂中文,但在过去很多年中我屡次受中国科学院之邀,有幸探访了中国一些优秀的户外旅游目的地,观察到了其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发生的变化。外国学者的视角总会比中国学者有更大的局限性,但也仍然有可能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或者补充。     

中国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

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响应。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是制定出境旅游政策的基础之一。根据1985~2011年中国出境旅游和国际服务贸易时间序列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得出结论:①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②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③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短期波动回归长期均衡关系;④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但不是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的Granger原因,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均是出境旅游的Granger原因。     

时空二元视角的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地域结构——以丝路东段典型区为例

引入空间场理论,应用SPSS、ArcGIS等软件对入境旅游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定量测算,在合理划定中国典型入境旅游区域的基础上,从时空二元视角,对1993~2008年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场强、位势、地域结构的变迁历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流空间场总体呈现不断壮大的发展态势;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属性强于其入境旅游中转地属性;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聚空间场和扩散空间场的地域差异性与等级性均十分显著;入境旅游流集散的空间相互作用受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而入境旅游流转移的中长尺度空间规律性,则是等级扩散的作用使然;入境旅游流集聚和扩散的根本动力机制源于流空间的天然运动属性和旅游流空间场的客观存在;引导和调控入境旅游流集散的关键在于对旅游流天然运动属性的认可,对旅游流空间场的正确疏导,以及对旅游流空间场作用规律的准确把握与恰当运用。以空间场理论从时空二元视角分析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时空地域结构分异规律,旨在揭示入境旅游流空间场和时空地域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为探索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典型案例。     

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文化冲突可能会是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复苏的突出制约因子。基于2002—2018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关于66个客源地对中国的入境旅游人次数据和面板数据估计策略,探究了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文化冲突显著负向影响中国入境旅游需求;② 文化冲突对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在不同性别、区域、年龄、目的群组中具有异质性;③ 文化认同是文化冲突影响中国入境旅游需求过程中的机制变量。研究结果能推进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理论研究,为实现中国入境旅游需求复苏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中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

 旅游知名度是游客旅游决策的主控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目的地获取潜在客源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从入境游客认知视角,在大样本入境游客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持下,运用Moran指数和相关性检验,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属性,其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类型与等级差异。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地域相邻高度相关;沿海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高度相关;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明显的类型或等级相关;国际焦点关注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认知与其它城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