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山旅游产品组合与客流时空分布分析

旅游产品与客流时空分布相互作用规律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文运用旅游地理学相关理论和概念,依据调研资料,采用相关分析、实证分析方法,对天柱山旅游产品组合与客流时空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天柱山旅游产品类型逐渐复合化,自然观光产品仍是支配天柱山客流季节变化的主导因素,旅游产品空间布局的凝聚性和不平衡性,造成局部景点客流超载,局部欠载。根据客流时空变化趋势对旅游产品开发的要求,提出由产品类型组合、空间组合引导客流时空分布的产品组合策略。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以肇庆景区为例

以肇庆某景区游客数据为基础资料,从“核心-边缘”视角分析了地处珠三角西北边缘的肇庆旅游客流,冀期探究边缘地旅游客流规律,助力边缘地旅游市场开发。研究结果表明：肇庆与广州等其它珠三角城市仍属于“核心-边缘”区域结构,该区域结构对肇庆旅游流分布、流量、流向产生直接影响;旅游流分布集中,空间上集中于广州一地,时间上集中于春秋两季;肇庆成为珠三角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从广州等中心区指向肇庆的单向旅游流;珠三角区内旅游流量大而稳定,区外旅游流集中于春季,且流量变化大。     

“核心—边缘”区域结构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以肇庆景区为例

以肇庆某景区游客数据为基础资料,从“核心—边缘”视角分析了地处珠三角西北边缘的肇庆旅游客流,冀期探究边缘地旅游客流规律,助力边缘地旅游市场开发.研究结果表明:肇庆与广州等其它珠三角城市仍属于“核心—边缘”区域结构,该区域结构对肇庆旅游流分布、流量、流向产生直接影响;旅游流分布集中,空间上集中于广州一地,时间上集中于春秋两季;肇庆成为珠三角的旅游目的地,形成从广州等中心区指向肇庆的单向旅游流;珠三角区内旅游流量大而稳定,区外旅游流集中于春季,且流量变化大.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福建省旅游台胞客流时空特性研究

尝试从宏观和微观、时间和空间的分析视角,采用旅游地理、旅游市场分析、数理统计及实证分析等研究原理及方法,对入闽旅游台胞时空动态的区域差异（包括旅游空间感知差异）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研究认为自1979年以来,入闽台胞旅游市场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从历年旅游台胞客流量及其年际、年内变化看,都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其中厦门接待的旅游台胞客流量长期居全省首位,而三明接待台胞客流量最少;福州旅游台胞客流量的年际变化最小,而龙岩和宁德年际变化最大;其次,一般在每年的5月和9月形成入闽旅游台胞客流的高峰期,2月和11月为客流的低峰期;三明和宁德的R值（季节集中指数）最高,而厦门R值最低．最后,从旅游空间感知偏好与实际接待客流量交叉分析看,除了莆田马祖文化朝圣游、三明桃源洞／金湖绿色生态游以外,其余旅游空间感知偏好与实际旅游空间体验基本相符,厦门、福州、泉州、南平等是台胞旅游感知偏好较高的城市,也是台胞实际参与旅游体验最多的地区．     

旅游客流对比分析与驱动力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旅游客流作为旅游产业链的基础，其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旅游客流驱动模式研究已成为旅游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本文以湖北省为例，通过对湖北旅游客流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总结出客流系统的规律性特征并归纳出其客流驱动模式为资源驱动型，并分析了资源驱动型客流模式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与构建一种系统性的客流驱动优化模式——客流综合驱动模式，以促进旅游产业良性循环。     

三亚市旅游客流空间特性研究

旅游流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客流空间特性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本文研究了中国典型的海滨旅游地---三亚市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 ,以航空票价为经济距离指标 ,建立了基于航空廊道的旅游客流空间潜力模型 ;分析了三亚市旅游者空间行为特征。认为三亚市客源市场空间分布广泛 ,所建立的旅游客流空间潜力模型可以用于指导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定位 ,三亚市旅游者空间行为以飞行 /驾驶式为主。建议三亚市建立旅游航空票价调节基金来降低飞机票价 ,降低旅游交通门槛 ,促进旅游客流量的增加。     

遵义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客流响应研究

采用2010年国内各省区关于遵义红色旅游的逐日关注度及遵义核心景区逐日客流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空间视角对旅游网络关注度与客流展开探讨,研究发现遵义红色旅游的网络关注度及客流量在区域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呼应关系,两者均存在距离衰减特征;同时经一元相关分析得出关注度与客流的相关系数为0.757022,表明两者在距离上递减的协调同步性,也由此证明旅游客流对网络关注度具有较高的响应度.其次,遵义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及客流与经济收入水平相关系数小,表明两者的分布状况与国内收入水平差异存在较小关联,但两者之间在经济水平梯度上却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北京市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

城市作为现代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类型,在集聚旅游发展要素、塑造城市休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城市旅游流是城市旅游要素关联、空间组织的路径,对于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休闲旅游产业布局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本文立足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以入境旅游流空间特征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Flickr API接口获取了2004-2015年北京市范围内全部带有地理信息的照片及其属性信息,通过构建的数据清洗方法控制初始数据质量,建立基础数据库,使用密度聚类（P-DBSCAN）、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探索入境游客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格局、流动空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北京市历史城区（2环之内区域）、中心城区（2环至5环之间区域）以及郊区（5环之外区域）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其中历史城区AOI呈现出与景区、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空间重叠的趋势,各热点区域边界模糊,复合连绵成片。中心城区AOI集聚与城市功能区密切相关,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取向。郊区AOI基本与旅游景点一致,没有向景区外部延伸;② 传统历史文化类AOI访问热度占有绝对优势,商业购物休闲AOI及现代城市功能AOI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③ 强入境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内部AOI之间,以及中心城区的西北部与东部区域内部AOI之间,郊区AOI之间没有较强的旅游流,北京市入境旅游流整体呈现以历史城区为中心,放射性分布的框架;④ 各区域AOI之间均有较次一级旅游流联系,北京市入境旅游流形成了初步的网络结构。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乌鲁木齐旅游业与旅游资源开发

发展乌鲁木齐的旅游业要以资源为基础、市场为导向，重点开发博格达峰冰川公园景区、南山西景区、南山东景区、亚洲大陆中心景区、水磨沟景区、天山一号冰川景区、达坂城景区、月亮台子景区。以博格达峰冰川公园、亚洲大陆中心、南山二个滑雪场开发为先导，重点规划设计，重点投资建设。完善已有的南山东、西两个景区建设，使旅游业产生新的经济动力。同时，发挥乌鲁木齐市的枢纽和纽带作用，促进新疆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基于感知情境的北京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研究

基于对北京16个景点游客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北京市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影响自然风光类景区和现代文化类景区游客满意度的最主要因子为服务水平;便利性对历史古迹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大,景区主体特征对博物馆类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最为显著,而安全水平对各类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影响相对显著,反映出北京市旅游景点整体安全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不同类型景区之间游客满意度和出游决策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游客满意度对出游决策有正向影响。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北京市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需强化景区主体特征,完善景区的旅游功能,加强景区类型的划分,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增强游客体验性,从而提升北京旅游的整体形象。     

边疆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分析边疆省域旅游网络结构,识别网络中的景区角色,可凸显景区空间功能,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高效发展。研究基于在线预定数据,利用模块化分析、景区角色识别模型和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典型边疆省域云南省内126家旅游景区进行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云南省旅游流网络呈现6个群集模块,模块在旅游流网络中地位由其主要角色决定,目的地内景区模块化趋势明显,形成“三核心、多轴线”的模式;②旅游景区识别为核心景区、重要景区、普通景区及边缘景区4种角色, 高等级景区核心枢纽地位突出,具有显著的集聚扩散效应,重要景区与核心景区联系紧密,普通和边缘景区集中在滇东南部,联系疏散;③边疆省域内民族性强、海拔高、差异大、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客流量大。研究结果可为云南省加强全域旅游建设、推动旅游产业布局及景区角色定位、品质升级方面提供一定参考。     

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处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中,具有等级性、层次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武汉市2002年和2011年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Moran’s I指数和集聚维数,结合GeoDa、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其经济社会环境、旅游发展政策、交通发展状况以及旅游者行为等因素在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武汉市旅游景区“双组团”的空间分布密度不断增强;2）旅游景区“中密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3）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呈现负空间自相关性特征;4）旅游景区空间结构逐渐由简单向复杂演化,不断趋于完善,但空间结构具有不稳定性。     

四川省旅游流空间扩散方向及路径

借用万有引力模型分析四川省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情况,根据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可确定旅 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后的主要空间扩散方向为西北(成都—都江堰市)、西南(成都—乐山市)和东北 (成都—德阳—绵阳)三个方向,以此为基础,结合游客流向抽样调查资料,将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路径归纳为 14 条。文章还对不同细分流的空间扩散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北京工业结构与布局调整建议

北京地区发展工业最突出的优势是智力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是水资源缺乏,环境质量要求高。北京工业分布呈同心圆状从城区、近郊向远郊扩散,城区与近郊工业过于密集,远郊工业又过于分散。根据北京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存在问题,作者建议:应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省水、占地少、污染轻的工业部门。根据这一原则,调整现有工业结构,发展新兴工业部门。同时,尽快建设远郊工业卫星城镇和相应的交通通讯系统。     

基于网络游记的青岛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自由行的广泛参与,以网络游记为代表的旅游信息逐渐增多,为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提供了可靠数据源和新的视角。从携程旅行网与马蜂窝网站采集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3 a的青岛市网络游记并清洗、归纳,共得1 891篇有效样本,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共131个城市,结合统计分析及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深入探索青岛市国内客源市场结构与旅游流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青岛市国内客源市场可按客源城市游记样本数量指标划分为核心层、次核心层、中间层、次边缘层、边缘层5个层级,“胡焕庸线”两侧差异显著。② 客源吸引半径达590.68 km,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辽、豫、皖部分地区;引力主场集中在1 500 km范围内,在接近500 km处出现客源最高峰。③ 旅游流年内变化季节差异显著,存在节假日及“峰-谷”循环的周末效应;沿海区市与内陆区市的旅游流空间分布密度极不均衡,4个季度差异显著;旅游流轨迹集中于胶州湾东西两岸,尚未形成串联各景区景点的闭合式旅游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