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聚落演变的岩溶山区小尺度人口数推算方法——以普定后寨河地区为例

运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源,从聚落入手,采用聚落调查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在小尺度上建立基于研究区普定后寨河地区的总体情况、地形地貌差异、聚落等级的岩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规模与人口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4个时期独立聚落人口动态数量进行回归模拟。步骤为:1)建立研究区已获取人口数的聚落空间分布规模(面积)与人口数的一元线性相关关系,对研究区聚落与人口进行回归分析,推算出研究区各时期无法获取准确数据的独立聚落人口数;2)建立各地貌区聚落空间规模与人口的线性关系,推算基于地貌类型无法获取准确数据的聚落人口数;3)考虑聚落空间规模的等级效应,将研究区各时期聚落按空间分布规模划分为高、中、低3个规模等级,计算不同等级内已获取人口数聚落的人均聚落面积,然后推算未知人口数聚落的人口数;4)在上述三种推算方式的基础上,使用平均法计算各时期每个独立聚落人口数。通过对比县志、人口资料和实地调查,证明通过聚落与人口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推算聚落人口数是基本有效的、准确的。     

龙口市城镇聚落空间信息提取与动态变化研究

以胶东半岛龙口市为研究区域，利用1983年地形图、Landsat 1992.6和2002.6两个时期的TM影像，首先分析了该区域城镇聚落的影像特征，研究了城镇聚落及其背景地物的光谱特征，并探讨了它们在光谱特征上的可分性；然后分析并建立了基于光谱特征和形状特征的简单决策树模型，对研究区域城镇聚落信息进行了提取。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胶东半岛龙口市近20年来，城镇聚落动态变化的特点。     

云南省广南县者兔乡壮族农村聚落现状调查研究

壮族是云南省人口数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数仅次于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和傣族,在云南省排第6位.云南省的壮族主要分布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州的壮族历史悠久,民族特色鲜明,农村聚落典型.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山州广南县者兔乡壮族农村聚落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聚落地理学的角度,调查分析聚落的现状特征,存在的问题,并为将来聚落的发展提出改进意见.     

K-T变换在监测小麦地表参数中的应用

利用K-T变换提取TM和MODIS遥感影像的绿度、湿度分量,在不同的分辨率尺度下监测小麦覆盖地表参数:土壤湿度(Ms)、等效水厚度(EWT)和叶面积指数(LAI),并与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NDWI(归一化水分指数)和EVI(增强植被指数)监测结果比较.湿度分量监测Ms效果更好,TM和MODIS遥感影像反演精度分别为6.08%、7.37%(RMSE),相关系数R2分别为0.49、0.31,基于绿度和湿度分量建立土壤湿度多元线性回归反演模型,利用TM影像反演土壤湿度RMSE为4.91%,反演土壤湿度和实测土壤湿度R2达0.63;绿度分量监测EWT效果更好,TM和MODIS遥感影像反演精度分别为0.37 kg/m2、0.43 kg/m2,R2分别为0.51、0.28;绿度分量反演LAI精度更好,TM和MODIS遥感影像反演精度分别为0.66、0.83,R2分别为0.64、0.35.     

矿区植被物化参数高光谱遥感估算研究

基于高光谱遥感数据Hyperion和植物冠层反射光谱,应用指数法、回归统计法和基于光谱位置变量的方法对矿区植被生物量和叶绿素浓度(SPAD)进行估算.结果表明:植被指数R752/R548与植物鲜重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为0.88;选用植物像元光谱,基于植被指数R752/R548,利用三次函数法构建植物鲜重估算模型精度较高,多重判定系数R2达0.883;植被指数DVI[752,640]与植物干重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为0.42;基于植被指数DVI[752,640],应用线性回归法构建植被干重估算模型精度较低,多重判定系数R2为0.177;基于四点内插法提取的红边位置与叶绿素浓度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433;Datt(1)和Datt(2)植被指数与叶绿素浓度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71和0.868;基于红边位置(REP)、Datt(1)和Datt(2)植被指数构建植物叶绿素浓度估算模型精度较高,多重判定系数R2分别为0.814、0.805和0.781.应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可有效地检测矿区受损生态环境下的植被,为矿区植物生态修复工程提供本底资料.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取得了很大成就。截止1986年,中国城镇总数达到8817个,其中城市353个,建制镇8464个,分别为1949年的2.6倍和4倍。中国按城镇非农业人口计的实际在城镇活动的人口已超过20％。尤其在1978年以后,在改革形势的推动下,城市取得了更为惊人的发展。1978～1987年,城市数增长187个,增加近一倍,镇增加8253个,增加近3倍。有3亿农村     

长江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度及其城市化关联

破碎化是当今地表自然景观演化的重要形式。基于县(区) 行政单元,利用GIS 技术和景观生态方法,定量探讨了长江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分区及其城市化关联,研究结论有：① 建立了生态用地破碎度综合模型,并与城市化规模和空间构型等参数聚类,将全区划为2 个 高破碎区、3 个中等破碎区和2 个低破碎区;② 基于区县尺度和30 m 分辨率影像的生态用 地破碎度是城市化、生态用地特征及其他干扰源的综合表现,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用地比例 等规模参数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303、0.432,但与城镇用地聚合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07;③ 破碎分区及破碎度的城市化关联为不同生态用地空间战略的选择提供依据,对面向生态保护的城市化空间引导和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空间分布的脱钩及预测分析 ——以大理市洱海东岸地区为例

以大理市洱海东岸地区为例,运用地理集中度、脱钩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从村域尺度分析1988—2015年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空间分布的脱钩状况及原因,并构建灰色预测模型对2015—2024年的变动态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随时间的演进,农村人口空间分布变动较小且集中于洱海沿岸,而聚落用地集聚区呈远离洱海态势;(2)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的空间分布由扩张与衰退脱钩状态并举向以扩张脱钩状态为主演变,二者地理集中度的变动由以人口上升为主转为以聚落用地上升为主;(3)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空间分布的脱钩状况受农业生产力因子变动的影响减弱而受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及人口结构因子变动的影响增强;(4) 2015—2024年,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将以国道G320-G5611一线为界,继续呈西密东疏的空间分布特点,人口地理集中度将整体提升,并以衰退强绝对负脱钩和扩张相对负脱钩两类村庄为主。     

多元统计回归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在多尺度人口空间化研究中的应用

对统计型人口数据进行格网形式的空间化可更直观地展示人口的空间分布,但不同的人口空间化建模方法和不同的格网尺度在表达人口空间化结果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在人口特征分区的基础上,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对城镇用地进行再分类,采用多元统计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开展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多尺度模型研究,生成1 km、5 km和10 km等3个尺度的2010年安徽省人口空间数据,并对3个尺度下2个模型结果进行精度评价与比较。结果表明：人口空间数据精度不仅与建模所用方法关系密切,还受到建模格网尺度大小的影响。基于多元统计回归方法的模型估计人口数与实际人口的平均相对误差值随着尺度的增加而降低,而基于GWR方法获得的人口空间数据误差值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升高。整体来看,基于GWR方法的1 km研究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平均相对误差最低(22.31%)。区域地形地貌条件与人口空间数据误差有较强的关联,地貌类型复杂的山区人口空间数据误差较大。     

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进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以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哈长城市群1990、2000、2010、2015 年4 个年份的建设用地信息,采用年均扩展指数、景观扩展指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函数、空间分维度等对城镇用地扩展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5年间,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增加57 321.47 hm²,增长率为21.05%,整体扩展强度呈上升趋势;空间扩展表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展模式,边缘式增长在各个时期均为主导增长方式;空间扩展聚集性总体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趋势,整体空间结构相对稳定。国家宏观政策、非农业GDP增量和第三产业GDP增量是影响哈长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重要因素。GDP增量、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GDP增量对城镇用地的扩展起阶段性作用;人均GDP增量与城市用地扩展相关性不显著。     

长沙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以1989年、1999年和2009年3期Landsat TM影像及2005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数据源,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应用GIS空间分析、重心迁移定量模型和景观生态学方法,对长沙市1989-2009年农村居民点的用地面积、规模、空间分布、形状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地域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① 20 a来农村居民点总面积及斑块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日趋集中和密集,斑块形状不断向完整与规则转变;②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在平均斑块面积、斑块密度等指标方面平原区、丘岗区与山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③ 20 a来,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重心由西向东迁移,迁移距离为6.62 km。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欠发达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本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土地资源现状5个方面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探讨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及其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各个评价单元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156 6~0.714 1之间,2020年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315.43 hm2,总理论潜力转化率为38.20%;以整理现实潜力为主要依据,将全县划分为4个潜力分区,并为各分区整理模式和时序提出建议。     

近1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

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1:10万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数据,利用单元自动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了区划。在此基础上,研究了90年代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时空格局。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受区域位置、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90年代前5年,受沿海开放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慢;90年代后5年,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国家实施耕地资源保护条例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抑制,西部地区扩展加快。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格局受到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政策的深刻影响。     

居住形态分异视角下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

系统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演化机制是构建乡村聚落转型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居住形态是涵盖居住空间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概念,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及其地域差异的深层逻辑。本文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以乡村聚落地域分异为切入点,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探究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散居和聚居形态主导的样区为对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居住形态是衍生于宏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多维性因子,二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居住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生机制,乡村聚落格局可视为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解译和扩散的结果;生产力进步与偶发性事件可导致居住形态发生变革,从而诱发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改变。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重视居住形态的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演化机制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策略的本质差异,为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1990年以来4个时期四川省湿地的面积、景见旨数及其变化

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TM/ETM+/OLI影像为数据源,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研究了4个时期四川省湿地的面积、景观指数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与1990年相比,2015年四川省的湿地总面积减少了29 744.84 hm^2,其中,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63 619.19 hm^2,河流湿地面积减少了27 742.60 hm^2;人工湿地面积增加了63 249.19 hm^2;四川省的湿地主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湿地区,最主要的湿地类型是沼泽湿地。随着时间的推移,4个时期四川省的湿地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和香农多样性指数在波动增大,而最大斑块指数在波动减小,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变化不大;四川省的湿地向斑块破碎化、形状规则化和类型多样化方向发展。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研究——以福清市为例

以福建省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清市为例,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潜力,以此为基础,选取福清市土地利用现状、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方面12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聚类结果将18个评价单元划分为4个不同的适宜性类型区,结合实际情况和定量分析过程提出各类型区的整理途径和整理对策.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研究——以福清市为例

以福建省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清市为例,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潜力,以此为基础,选取福清市土地利用现状、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方面12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聚类结果将18个评价单元划分为4个不同的适宜性类型区,结合实际情况和定量分析过程提出各类型区的整理途径和整理对策.     

黄淮海平原农区典型村庄用地扩展及其动力机制

以地处黄淮海平原农区的禹城市伦镇赵庄村为典型案例,利用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为基本信息源,结合村庄逐户调查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分类与制图,定量研究典型村庄用地格局特征、扩展模式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赵庄村土地利用呈"耕地—作业空间—居住空间"的圈层式空间格局。2008年村庄用地规模比1967年增加了1.26倍,主要表现为宅基地的扩展和打谷场用地增长,1985~1990年村庄用地扩展速度最快,村庄用地在空间上向西和向南方向扩展显著。村庄用地扩展主要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突变式非地扩展和填充式补充扩展三个阶段。农户居住需求增长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是村庄用地扩展的内生动力,村庄内部条件与外围环境的巨大反差是村庄用地向外扩展的外部环境动力,农户收入增长为村庄用地扩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村庄土地规划缺失与管理缺位使村庄用地扩展失去约束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扩展。最后,针对村庄用地扩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村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