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以首都机场为例

空港经济对推动城市产业空间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首都机场为例,运用Ripley’s K函数及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布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其中,物流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向心性最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强度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强度,不同行业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距离阈值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集聚模式不同。制造业呈"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物流业呈"小分散、大集聚"模式;金融业呈"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城市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及成熟的产业园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一致性。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珠江三角洲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历来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研究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发现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不同等级城市的跨制度边界分布规律，并对揭示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服务业合作关系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 050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POI点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和GIS技术，研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局部区位特征，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整体空间表现为集聚型，形成了“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分行业来看，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具有空间多中心特征外，其余服务业企业均形成了以广、深为核心的空间分布结构，且4类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特征最为突出；③ 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外，其他类别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伴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产业，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日趋重要。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分析、EG指数和面板回归等方法，对2007—2017年河南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河南省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其8个分行业集聚程度较高，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教育最低；②河南省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其8个分行业专业化水平较低，其中郑州市专业化水平最高，并在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个行业表现出较强的集聚优势；③河南省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其8个分行业空间集聚结构较差，发展还不成熟；④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最大，交通条件、资本支持、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政府行为对其产生显著的负影响。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西安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特征与趋势

基于土地交易、基本产业单位普查、商务办公楼宇开发、规模以上商场发展等多方面资料,以当代CBD演进基本规律及基本理论为借鉴和索引,并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对当代中国城市CBD体系发展演进的一些典型现象、特征及其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市中心区正在经历以总功能类型减少而商业服务功能突出强化为基本特征的功能“纯化”;生产者服务业集中的商务中心显著离心漂移、而零售商业中心则相对稳定,因而城市商务与商业中心趋于空间分离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崛起成为西安市的中央商务区(主CBD);在整个西安中心城市层面,一个“双极多核”的CBD体系正在发育形成。     

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高铁生产性服务业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散效应深受城市特征的影响。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特征将城市分为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铁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的集散效应具有显著时滞性和异质性,城市产业结构对其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①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研究表明,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分散、三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集聚;在动态上,高铁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具有先促进集聚后促进分散的特性,对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效应始终表现为促进集聚。② 对于运输服务业、租赁与商服业而言,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均较小,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在动态上高铁效应总体表现为“不显著-促进分散”的二阶段性。③ 对于金融服务业和研发设计业而言,高铁的静态效应在作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集聚,其动态效应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④ 对于信息服务业而言,高铁对其空间集散的静态效应表现为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影响不显著,促进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信息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且其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相一致。     

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服务业行业,但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开通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还受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提升作用较明显;而地铁换乘站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要高于非换乘站。最后,建议完善城市地铁网络,加强地铁站点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地铁网络密度和地铁站点间的空间距离以进一步发挥地铁对服务业集聚作用。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论生产服务业的若干理论问题

基于国外生产服务业的研究综述，探讨生产服务业发展的3个理论问题，包括生产服务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生产服务业的外部化以及生产服务业的区位。指出加强生产服务业的理论研究、拓展我国的生产服务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关联,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7年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编制了京津冀区域间12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而从京津冀地区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天津市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对区域经济推动作用较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主要起拉动作用。②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与天津市信息服务业主要服务于本市其他各行业,对外地经济的辐射作用较低。③京津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服务业中重要一支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推动我国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本文在对产业集聚和服务业区位等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梳理。总体来看,围绕着区域和大都市内两个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同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偏重于空间集聚的格局研究,对其演变过程研究相对薄弱;②空间集聚的机理研究稍显不足,缺乏规律的总结;③研究方法上大多将制造业集聚的测度模型移植到生产性服务业,其适用性和针对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今后应围绕"测度辨识—格局过程—作用机理",运用定性、定量与空间分析综合集成的方法,继续深化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理学研究。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依据投入产出法,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基于中间需求率确定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利用服务分配系数定量分析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性,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对于资源型制造业,应该加大对资源的深度加工处理,增加其增值率和利润率,大连市的低技术型制造业和中技术型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于高技术型制造业,大连市制造业仍然缺乏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上分析,资源型制造业、低技术性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负反馈机制,中技术型制造业、高技术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正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尽量采取正反馈模式,以技术型制造业结构为主导。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核密度估计、锡尔指数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呈“双峰”分布态势。② 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差异逐年增大,区域内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增大的决定性原因。③ 整体来看,各驱动因素能有效地促进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国有化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呈正相关关系;技术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远高于其它驱动因素;制造业水平、信息水平及政府作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有待提高;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特征研究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采用区位基尼系数刻画2010年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特征,研究表明：（1）全国层面上,服务业整体的区位基尼系数为0.52,集聚程度适中;分组来看,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生产者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所有的服务业门类均表现出集聚性,部分门类的集聚程度高于制造业;与2000年相比,生产者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有增有减,而公共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存在减弱趋势。（2）在三大地区层面,西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中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最低,东部的服务业集聚程度则处于中间水平;服务业的分布差异主要由东、中、西部内部的分布差异所引起。（3）省域层面上,服务业的平均集聚程度相对降低,部分门类甚至呈非集聚状态,但仍有服务业门类属于高度集聚;西藏、青海、新疆等欠发达省份的服务业集聚程度要远高于发达省份;服务业的分布差异主要由省域内部的分布差异所引起。本文为有关中国服务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     

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广汽本田和空客汉堡为例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主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较少关注制造业,其基于英美城市经验提出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弱化的观点已逐渐受到质疑。本文以中国广汽本田和德国空客汉堡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方法,剖析和比较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与模式,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嵌入初期、扩大发展、优化完善3个阶段,并表现为集团推动型嵌入、客户追随型嵌入、地方购买型嵌入等模式;成本和市场规模、企业策略和文化、地方企业服务水平、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对制造业的地域嵌入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更细致和动态地揭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发展的世界城市产业关联紧密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