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还是效率优先——基于“美团网”的中国O2O电子商务空间渗透探讨

关于电子商务的空间发展问题,学界提出了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技术扩散假说认为发达城市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好,效率假说则认为欠发达城市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好,两者内涵存在明显争议。以中国286个地级市的O2O电子商务为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尝试探讨了其空间发展更倾向于技术扩散还是效率优先。结果表明：① 中国O2O电子商务的规模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特征,但其发展水平指数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均质化特征,其渗透指数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增的“逆等级”式空间格局。② 实体商业对O2O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显著约束力,但交通条件对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O2O电子商务的空间发展更倾向遵循效率假说内涵,但也并非完全契合于该假说。③ 中国O2O电子商务“逆等级”式的空间格局对欠发达城市地区实体商业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会引导中国宏观商业格局趋于均质化。     

中国城市居民C2C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分析 ——兼论技术扩散与效率假说的适用性

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C2C（Consumer to Consumer,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网购指数为基础,尝试从宏观尺度分析中国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空间分异规律。② 年轻人口比例、收入水平以及实体商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对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空间特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发达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更高,这表明技术扩散假说在中国更具解释力。     

福州市外卖O2O与传统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比

为了研究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的商业空间分布规律,通过爬取多家主流网站中福州餐饮店相关数据,探究外卖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与传统餐饮业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从分布区位来看,外卖O2O餐饮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餐饮业具有一致性,但也具有新的特征,外卖O2O餐饮店呈现多核心散落分布,且更易在商贸综合区、高校文教区和写字楼周边地区形成集聚。② 从空间服务范围来看,外卖O2O主要面向广大中低档次消费者,为快速便捷地运送餐饮商品,空间分布更为分散;外卖O2O对网络口碑更加敏感,且以中口碑为主,其集聚规模和集聚中心数量均大于传统中口碑餐饮店。③ 人口分布对二者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但接近消费者市场才是外卖O2O餐饮店空间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卖O2O餐饮店空间分布对交通区位的依赖,为此,其空间服务范围扩大,商家选址更灵活。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与模式——基于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POI数据的研究

以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① 地方小吃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扩散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是地方小吃的主要集聚地;②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表现出自相关特征,邻域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扩散模式相互融合;③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的冷热点集聚区分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小吃认可群体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各地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④ 饮食文化扩散与人口迁移扩散具有空间重合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净流入地区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广州市中心城区餐饮店空间分异与机制差异研究——基于传统店与外卖店的对比

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使餐饮店经营模式与空间分布发生巨大变化,餐饮店空间分布现象与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将餐饮店分为仅提供堂食服务的传统店和同时提供堂食与餐饮配送服务的外卖店,利用核密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半变异函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广州市中心城区传统店与外卖店的空间分异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2020年传统店主要集聚于自荔湾区多宝街道东至天河区石牌街道;外卖店呈多中心分布,以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冼村街道、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和赤岗街道为核心;二者在越秀区中部、天河区西南部、车陂街道、海珠区西北部等有多处高高集聚区。② 两种餐饮店空间分异较明显,易受随机性因子影响;外卖店较少分布在越秀区和荔湾区,整体分布范围较小,仅有很弱的空间自相关性,更多呈零散分布特征。③ 餐饮店空间分布受人口密度和餐饮店集聚的正作用;但受教育程度、路网密度、邻近高等院校、公交站、商圈等因素能提高外卖店比例,外卖店有更高店铺付租能力,更邻近地铁站和低经济密度地区,传统店则与其相反。     

西北地区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空间分异——以陕、甘、宁县域为例

农业技术扩散环境量化与评价可为农业技术的时空扩散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以陕甘宁3省(区)169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量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12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县域分值并分析其差异,同时运用GeoDa软件提供的Moran's I指数和LISA地图等方法描述其空间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影响三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的主因子为农业产出效率及文化环境、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和农业投入水平;② 三省(区)县域农业技术扩散环境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③“热点”县域集中分布在关中地区、河西走廊和宁夏北部引黄灌溉区,“冷点”县域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④ 西北地区农业技术扩散环境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差异所致。     

国际工序贸易的空间经济分布效应研究——克鲁格曼开放度假说的再考察

基于开放经济新中心是否与封闭经济原有中心空间重合的视角,以中国为背景对国际工序贸易影响空间经济分布的三大渠道进行理论阐释,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重新考察克鲁格曼的开放度假说。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加工贸易集聚熵指数和空间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及校正地理集中指数）分别度量各省国际工序贸易嵌入程度和空间经济集聚水平,以中国23个省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与开放度假说相反,国际工序贸易促进省域空间经济集聚;且工序贸易对经济集聚的促进作用在沿海要大于内陆。     

中国高尔夫球场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究了1984—2016年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球场数量变化经历了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加速增长期和紧缩期；2）球场空间分布范围经历了扩张期和收缩期，向北、向西扩散较为明显；3）目前球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外向型经济突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4）人均GDP、人口规模、区域开放程度、交通优势度、气候类型和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球场空间分布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交通优势度相关系数最大；5）高尔夫球场空间扩散模式兼具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性扩散。     

重庆市区企业的扩散及与库区企业空间整合模式

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重庆市区企业的空间扩散行业模型、过程及效果进行了分析。近期，市区企业外扩散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和摩托车配件类企业、食品和饲料类企业以及纺织和服装类企业。空间扩散范围近期以市区近郊为主，中期以市区周边县区和中等城市为主，远期则不断向三峡库区县区发展。在企业空间扩散分析基础上，重点就重庆市区企业对库区企业的空间整合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的模式作了分析和探讨。最后，提出了重庆市区企业对库区企业搬迁和重组的具体思路。     

大连居住空间的扩散及郊区化研究

文章通过对比1983,1993,2002年大连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布,分析了城市居住空间扩散的演化;从定量和定性2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居住郊区化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揭示了大连居住郊区化对城市建设的效应及居住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电商粉丝经济的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子探析——以抖音直播带货主播为例

直播带货是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崛起的新兴电子商务业态,同时也是粉丝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已有文献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粉丝经济开展研究。论文基于网络空间理论,以抖音带货主播为例,结合电子商务的影响因素及城市舒适性理论构建了影响中国带货主播空间分布的指标体系,运用区位熵、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方法,对中国带货主播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空间回归模型探析了影响带货主播的地理因子。研究表明： ① 带货主播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现象,且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广州、杭州最为突出;② 以直播带货为例的粉丝经济正在重塑中国原有的城市等级体系,具有娱乐传媒、电商、旅游特色的城市(如长沙、金华、丽江),对带货主播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③ 通过空间回归分析发现,电商创业环境、文化旅游对粉丝经济生产者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生活便利性与自然环境也具有重要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影响较小,专利数量甚至对带货主播具有较明显的挤出效应,说明直播带货具有很强的草根性。研究为揭示粉丝经济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Python程序抓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2010-2015年土地供应结果公告,采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解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该期间供地规模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县域供地规模空间集聚度、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总体在扩散;② 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援疆”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向西移动明显;③ 土地供应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与供地规模密切关联;④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总规模变化和平均供地结构存在差异,高等级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较大;⑤ 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口规模增长率和人均GDP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差异明显,投资建设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均有较强推动作用。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地级单元2005~2015年旅游经济及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运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计量方法,揭示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相关性显著为正,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三大经济区以及闽东沿海地区内,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地区及东北北部地区。② 中国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不断减小,旅游外汇和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在东南-西北和东-西方向上空间差异最大。③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设施、交通条件、信息化程度共同影响着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网络关联、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的研究

以腾讯公司根据手机位置得到的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数据为基础,考察人口流动网络下地级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演变,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测度地级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① 符合现实的空间权重矩阵应该是非对称的,且随着互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② 人口流动网络等反应地级市之间互动的因素在经济增长空间溢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基于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地级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