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型城市公共空间特征及场所营造指向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夏河县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建设，但也带来场所精神蜕变、识别性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在对夏河县进行社会调查、路网拓扑建模的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空间句法、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场所空间品质、空间活力进行系统地探析，进而对场所单元、丛拉商业文化场所等5处公共场所组团提出了具体的营建策略，并提出场所系统的营造应从构筑系统化的场所、坚持多组团多策略的营造原则、从多主体进行场所营造、营造高通达性的场所、以热点场所单元策动场所组团和场所系统的营造等视角出发营造一个高品质、高活力的场所系统。同时，期望能够为旅游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营造提供一套可借鉴的公共空间评价方法和营造策略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以广东揭阳的玉器生产专业村阳美村为例,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解读本土产业发展中地方性的嵌入与重构。研究发现：本土产业在地方性多方要素的驱动与支撑下产生,在多重尺度政治经济过程作用与地方主体的响应下发展。地方性是本土产业产生并建立对外功能联系的初始条件,也是主体响应结构变动所做战略选择和地方营销的依托。在地方性嵌入产业发展的同时,生产、生活和宗教等地方活动被强化了与玉器生产相关的功能和意义,民居、街巷、宗祠等空间形制因传统功能被挤压而出现重塑。地方活动与景观的变化并未弱化地方意义,村民的地方依赖和依恋因本土产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荣誉感而增强。     

Feeling at Home from A Distance? How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Non-Residency Shape Sense of Place among Private Forest Owners

Out-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and generational shifts create conditions where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private forest owners live at a distance from their forestl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non-residency have been raised as issues that may possibly weaken these owner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roperties. Drawing on the “sense of place” concept as a frame of analysis for 51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resident and nonresident private forest owners from two areas in Sweden, this study provide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place of residency shape owners’ feelings about their forest proper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sense of place is constructed in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ways over time and tha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processes beyond the forest environment can make owners feel closeness to their distant properties. Thus, geographical distance or residency alone does not explain variations in these forest owners’ feelings of distance or closeness to their properties.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21世纪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回顾：兼谈地理学可能的贡献

“遗产时代”已经开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然而,富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地理学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贡献仍有待提高,文章希望从实践回顾、话题梳理、国家战略推进等3个方面促进地理学者为建构非遗跨学科研究体系贡献力量。首先,从“非遗”概念的诞生以及民间文化的复苏入手,回顾了中国历年有关非遗的保护实践,总结出非遗研究的“特性与意义的构建”“传承与制度的反思”和“开发与社区能动性”3个重点议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积极借鉴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学术成果上所着力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非遗研究体系。其后,将非遗放置在乡村振兴、城市发展和文化强国3个国家战略中给予考量,指出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最后,在总结归纳非遗研究话题与进展的基础上,对地理学在非遗领域可以开展的工作进行讨论,以期启发和深化相关研究。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以深圳华侨城为例,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其他文化共同参与,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     

文化遗产的品牌个性感知——以广东江门启明里为例

基于非表征理论和启动效应范式实验方法,以广东省江门市启明里的地方品牌为例,通过对比居民与非居民内隐感知差异、本地居民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分析人们内隐感知对于地方品牌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受到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本地居民与非本地居民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的内隐感知存在差异,二者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建构起不同的意义,本地居民将日常生活的记忆和体验融入其中,而非本地居民仅将其视为城市更新的工程;2）本地居民对启明里地方品牌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表明启明里地方品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缺乏情感、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3）地方品牌化不能只关注符号性景观构建,而需要重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内隐的、非表征的空间邂逅的作用,这有助于为地方品牌注入可持续的价值提升动力,增进本地居民对品牌的认同和自信。     

CALCUTTA'S HAND–PULLED RICKSHAWS: CULTURAL POLITICS AND PLACE MAKING IN A GLOBALIZING CIT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hand‐pulled rickshaws have been a prominent part of Calcutta's cityscape. Under the veil of modernization, progress, and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f West Bengal State declared that rickshaws caus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constitute an exploitative use of human labor. Yet, despite the government‐imposed ban, rickshaws continue to ply the streets of central Calcutta.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rickshaw owners, operators, public officials, and local residents, we examine the cultural politics surrounding rickshaw pulling in Calcutta.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rickshaw wallahs (pullers), who operate as part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provide an expansive range of services not limited to transportation. Indeed, the rickshaw wallah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Calcutta's social fabric, having made a place for themselves by facilitat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hallenging hegemonic ideas and practices about who belongs wher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in Chengdu,China

Place names that contain rich reg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re “living fossil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y are of great tourist value. Taking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place names, as well as their tourist values. This value is believed to mainly include stimulating tourists' interest in traveling, presenting local tourism features, enhancing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the visitors and serving the tourism economy.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place n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engdu's place name culture. Such strategies could include establishing a tourism place name system of Chengdu scenic spot names, using place names in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cenery, combining place names with food tourism resources and high-quality tourism commodities,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lated to Chengdu place names,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Chengdu place name culture and conducting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for Chengdu place name culture.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前提,对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存在同等效力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传承行为有着明显差异,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对居民记忆传承行为的影响比情感性的地方认同有着显著正向作用;4）传承途径表现出以记忆载体为基础、以居民参与为支撑、以政策导向为保障的特征。这些结论有助于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媒介性及其特征,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延续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

新文化地理学提倡关注文本中的地理。运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和再现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文本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研究发现：① 内容记载是文本与地方性作用的首要维度,独特地方性内容的再现是地方性挖掘的必要前提;② 价值表征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象征基础,文本的价值基于且超越于文本的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③ 象征解译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重要方式,文本的意义价值体系不仅内含创作者或创作群体的语气,还包括“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和阐释;④ 文本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地方文化符号和品牌的形成反之可促进对文本的保护。     

文化多元与邂逅：电影作品中的华裔社区地方营造

经过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反映现实的同时也高于现实,不断重构、书写现实空间。本研究援引邂逅地理及地方感等理论,以5部华裔社区空间题材的电影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五部影片中关于华裔社区的选择再现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发现：①影视文本首先从民俗仪式与风水文化两个空间文化符号出发,构建地方性;在此基础上,电影文本以景观符号为切入口再现华裔社区的物质空间,实现新的地方营造。②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华裔社区成为“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邂逅的重要场所。③非表征理论通过强调人的“身体”与族裔社区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地方协商和情感融入框架下探索新的邂逅。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电影文本中族裔社区的文化多元性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为族裔社区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及相关进展

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在塑造地域文化个性、培育地方身份认知、确立居民地方感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和独特优势.随着声景理念的不断推广,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声景时空特征、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地理学与声景学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发展.本文在对声景概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从声景的时空分异特征、声景与地方感知、声景与居民福祉、声景的社会文化关联、声景的地理实践应用、特殊音乐声景的地理学研究等6 个方面,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以此构建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国内文化地理学以音乐现象为主要基点,并逐渐扩展到音乐之外的其他声音类型;国外学者在音乐地理学之外,相对系统地采纳了声景学的理念和方法,拓展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结果对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实现基于声景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