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

针对已有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存在视角单一,对活力多样性体现不足的问题,本文在深入理解活力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多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从个体行为、空间活动、空间交互联系网络的复合视角,围绕活力的核心,综合考虑活动类型及空间联系,提出了重访性、混合性、网络交互中心性三项测度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方法框架。以南京市公园为例,采用手机大数据,进行了公园活力的综合评价。分析表明：手机数据可从多个维度快速准确的识别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现状,并展开综合评价。同时,可进一步参照活力不同维度特征的测度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活力营造及提升策略与路径指导,体现了本方法对已有评价方法具有一定修正和延展作用。     

基于活力特征分析的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研究——以苏州城区6个安置社区为例

由“散居”到“集居”,安置社区面临社会关系重建的巨大压力。基于公共空间活力内涵,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模型,以苏州市6个安置社区为例,对3种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特征进行定量评价和比较。发现：① 不同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异地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的设施完备、类型多样,但是其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度最低。对于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社区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比其物质属性更为重要。②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与关注度存在不匹配现象。基于“社会-空间”辩证互动逻辑,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对于今后安置社区,适宜“村内小集居+跨村大聚居”的安置模式,通过最大程度维系原有“熟人社区”群体的社会边界,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减轻社区社会关系重建的压力;对于现有安置社区,可根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的匹配关系,划分公共空间改造的优先级,采用差别化的改造策略,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及其改造资金的使用效率。     

环境行为学视角下城市滨水空间活力协调度研究

基于环境行为学相互渗透理论和环境心理学人-环境一致性理论,本研究以珠江前航道为例,从活力营造视角构建“人群-环境”活力互动模型,运用多源数据,使用熵权法、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等计量方法对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度进行定量研究,并对滨水空间人群活力的时空特征、环境活力的空间格局及活力协调度空间格局进行总结,探讨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机制,为提升城市滨水空间的活力协调度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滨水空间人群活力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随时间推移,热点区域呈现扩大—收敛的空间特征,冷点区域则呈现分散—集中的空间格局;2）滨水空间环境活力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3）滨水空间活力协调度呈现高、中和低3种活力协调状态,耦合协调状态的滞后系统主要为环境活力子系统;4）混合多样的城市功能,连续有韵律的城市景观和与水岸融合的生活性道路是滨水空间具备高活力协调度的关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优化策略：1）充分利用水景观资源（包括滨水空间内部的细微水体,如河涌和塘）,注重景观的连续性,优化滨水游憩体验。2）以活动作为契机营造滨水空间的故事性和记忆点,构建群体故事和群体记忆作为连接人群活力与环境活力相互交织的桥梁,使人与环境形成良性的互动,提升滨水空间活力协调度。3）关注低活力协调度滨水空间在水岸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冲突的调解,采用包容性规划的态度,鼓励滨水空间现状用地类型为农田的产权所有者种植兼具经济性和观赏性的作物。对于此类现状为非建设用地或生态景观导向的地区的开发建设,应审慎选择干预措施,以保障并提升其生态价值。     

基于居民日常出行的生活空间单元的划分

本研究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以空间稳定性假设为出发点,提出辨识生活空间单元的新方法。借鉴行为地理学关于微观个体的数据采集方法,在北京市清河永泰居住区随机选择了100 位居民为对象,对其日常活动空间的驻点信息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居住地和驻点联系的K-Means 空间聚类分析,对生活空间单元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分析表明:①属于相同生活空间单元的居民日常出行范围和频率比较接近;②小区建成年代、规划设计、房价等空间环境因素,对生活空间单元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③共用的商业设施和交通服务设施是影响生活空间划分的主要因素。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生活空间范围可应用到地区环境性能评价、城市空间管制等多个研究领域。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体征诊断指数构建与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源大数据,构建了整合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运行系统、城市环境系统4个系统的城市体征诊断指数体系。该指数体系分解为底力、动力、压力、活力4个维度,具有4个层次和12个时空间尺度。底力指数表征土地、人口等空间单元基本属性,用以把握区域总体特征;动力指数通过企业发展状况、环境质量等反映了空间单元的发展状态;压力指数用以监测城市系统运行状况,起到风险评判与预警的作用;活力指数以活动和流的时空特征进行活动动态展现,反映空间单元的真实活力。最后以2016年4月6日为例,计算和展示了上海各街道的综合和各维度体征诊断指数,说明了体征诊断指数的可应用性和指数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城市体征诊断指数可以辅助于城市网格化管理、压力预警等治理需求。     

合肥城市规划引导空间演进对地价时空演变的影响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合肥市2007-2011年经营性用地价格时空演变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合肥市地价时空演变具有圈层式扩展、轴向梯度延伸、空间变异和空间分异四大特征。结合遥感影像图对合肥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和2006版城市总体规划作用下空间演进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城市地价的空间结构及特征是1956-2001年四版城市总体规划及实施形成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表征,2006年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及实施是2007-2011年城市地价时空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中心区的拓展、位移和跳跃导致地价圈层式扩展和局部空间变异;城市主导发展方向导致地价峰值区集聚轴的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导致地价空间分异;新兴空间生产布局导致城市地价的空间分异和空间变异;土地出让时空密度导致城市地价的空间变异。因此,城市中心区范围的扩展和位移、主导发展方向的改变、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演变、城市新兴空间的生产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空间选择是影响地价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而地价时空演变的空间特征是城市空间发展策略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城市新兴空间的生产、置换城市主导发展方向上的工业区、结合游憩中心区打造城市新兴功能组团、围绕城市空间转型和地价时空演变建设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城市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分片区逐步开发是城市空间调整的响应策略。     

甘南藏区游牧民定居工程满意度研究——以夏河县为例

甘南藏区的游牧民定居工程既是减轻草场压力、恢复生态的重大生态工程，又是促进牧民脱离贫困、改善聚居环境的重大民生工程，其定居点满意度研究既具有城市与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复合性特点，又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于使用后评价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夏河县游牧民定居点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评价研究，定量认识定居工程的良好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优化生态定居工程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结果表明：（1）夏河县牧民定居点人居环境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价结果为比较满意，各维度评价结果差异明显，呈现出“公共基础服务设施满意度>自然环境满意度>人文环境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的递减特征。（2）夏河县定居牧民对定居点选址环境、空气质量与水草源配置的满意度较高，对定居工程未能解决草场退化问题与有悖于牧民崇山敬水的佛教环境伦理观的垃圾污染问题而对其不满意。（3）夏河县定居牧民对定居后的饮食结构与亲朋邻里感比较满意，对定居后多样化的家庭收入基本满意，而对定居环境的地方心理归属感及其与原有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融合不满意。（4）夏河县定居牧民对居住环境的房屋质量与朝向非常满意，对家庭宗教空间设置基本满意，对缺少个性化、地方化和乡村化的过于统一的色调风貌与不适应民族生活习惯的现代厨卫浴设置表现为不满意。（5）夏河县定居工程保障了定居牧民日常生活照明、供水、用能的水电供应条件，教育设施缩短了学龄孩子的就学距离而提高了入学率，公共活动场所增加了体育锻炼健身和传统习俗的发展空间，定居牧民对此支撑体系的大幅提升比较满意，而对成效因素复杂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培训表现为不满意。（6）甘南藏区游牧民定居点满意度兼具乡村与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复合性，对定居工程的不满意体现了游牧民对原有乡村人居环境的留恋与传统文化信仰的坚守，而对定居工程满意则体现了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接受与认可。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设计

文章从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建设和集成等方面介绍了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概念,并阐述了建立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设计,主要包括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子系统设计;最后设计了包括系统效率评价、系统可靠性评价、系统可扩展性评价、系统可移植性评价和系统效益评价等5个方面在内的城市开放空间信息系统评价方案。     

多源数据融合的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评价研究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有效带动了中国滑雪场建设和发展。后冬奥时代,如何推动中国滑雪场从量升到质变成为重要议题。为有效回答从“量”到“质”转变的问题,需针对滑雪场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空间活力概念,从场所、活动和人的交互联系出发,提出滑雪场吸引力、滑雪活动活跃度和滑雪者体验感3项测度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复合视角下的滑雪场空间活力评价体系和框架;利用统计、位置、客流、用户评分等多源数据,通过时间序列波动率模型、核密度分析、可达性计算模型和信息熵等方法分析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滑雪场吸引力、滑雪活动活跃度、滑雪者体验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分别呈现京冀和广东省“双核”引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中国滑雪场空间活力呈高值集聚,低值分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高活力滑雪场主要集中在北京-张家口、吉林省、新疆阿勒泰三大区域,而低活力滑雪场呈全国分散性分布;(3)中国滑雪场平均空间活力位列前五的省/直辖市为北京市、河北省、广东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而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和湖北省的滑雪场平...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关中—天水经济区路网空间通达性分析

通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应用需求的持续加大和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达性测度方法和度量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交通路网为例,本文试图将城市、交通和区域结合起来全面阐述区域通达性。采用空间句法模型、可达性相关指标和等时圈通过特征点算法,多视角综合测度经济区路网通达性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路网体系较为完善,路网线段集聚明显;线段式空间伸展格局呈＂点—轴＂状发散,轴线式空间伸展格局呈＂干—枝＂状发散,初步形成核心圈、中间圈、外围圈三大等级圈层以及＂米＂字型路网骨架,区域交通运输与城镇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共轭协同发展关系。②城镇区域可达性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中心性和周边路网发达程度,区域路网单中心极化现象比较明显,西安市对整个区域路网的控制作用过于突出。③区域通达度空间分布各异,核心板块连续性较好,外围板块破碎化明显。关中、天水两大梯度板块差异较大,天水与关中通达度中高值区出现断裂。鉴于区域中心偏于西安以西的现实,适度培育杨陵或宝鸡为区域路网的副中心城市;加快关中—天水高等级快速交通建设,推进关中—天水区域一体化进程。     

基于收入群体差异的北京典型郊区低收入居民的行为空间困境

既有低收入居民空间困境的研究以居住空间研究为主,关注低收入者受到的住房与社区隔离,难以刻画低收入者在整日尺度面临的时空制约。行为空间作为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为描述低收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移动性与可达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本文提出利用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共同描述居民行为空间,分析低收入居民在时空可达性和实际利用城市空间能力上的劣势。基于2012年北京市上地—清河居民活动与出行日志,利用路网分析、最小多边形分析等方法刻画居民每日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比较,发现低收入居民比其他居民的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都要小。进一步构建模型分析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的影响因素,发现包括收入在内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空间属性和行为属性对潜在活动空间和实际活动空间存在影响,但是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行为空间的测量有利于增进对于不同群体社会分异与空间隔离的认知,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绿地可达性评价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沈阳市绿地可达性分析。在揭示研究区内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同时,探索这一新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显示：①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整体上具有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 个高值区与3 个低值区可清晰识别;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区的近外围,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核心城区与城市的西部及南部远郊。② 沈阳市绿地可达性空间格局十分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空间极化特征,70%以上的街道绿地可达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只有少数街道呈现较高的可达性,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是造成不平衡的主要因素。③ 根据可达性评价结果,提出了实施空间优化策略,促进绿地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建议。该方法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口相互作用的规律,未来还应进一步与客观实际结合,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实用化。     

基于潜在活动空间的个体时空可达性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人的研究范式的时空可达性测度方法受到学者关注,成为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论文通过刻画整日潜在活动空间对个体的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并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基于2017年居民活动日志一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利用路网分析、二次开发等方法,对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潜在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其次以弹性时间、整日潜在活动空间面积和可达设施密度为测度指标,利用GIS三维可视化、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时空可达性的特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异;最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区位因素、时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其中远郊居民面临着更强的时空制约和更大的空间困境;区位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时空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在郊区中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时空可达性的动态特征和个体间差异,为设施的时空优化配置和郊区新城建设中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证依据。     

珠三角公路通达性演化及其对城市潜力的影响

将空间句法模型与GIS结合,基于1990年、2009年公路网数据,定量分析1990年以来珠三角公路网通达性时空演变,进而探讨其对城市潜力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近20 a来,珠三角公路网拓扑连接等级差异趋于缩小、整体通达性显著提高,但核心区内部和外部路网发育差距趋于扩大;② 公路通达性总体上呈“核心-外围”结构,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至2009年以广-佛核心都市区、深-莞-惠都市区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并形成了“∧”型高集成度轴线分布带及由此向外放射状延伸的态势;各等级公路轴线分布格局变化空间分异明显,公路网拓扑连接的区域不均衡性更加明显;三大地带公路通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中部最高且提高较快,东部次之但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西部相对最低且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③ 公路网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有较大提高,但核心区外部公路智能度仍普遍较差;④ 公路通达性与城市潜力呈正相关性并得到增强,公路交通对城市潜力变化影响更加显著,但2009年仍属中度相关。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