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 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①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② 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③ 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④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⑤ 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影响科技创新人才的分布特征。因此,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理念做法,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分布格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对策建议。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经济

珠江三角洲地处我国南海之滨，位于珠江水系汇合处。其范围按《珠江三角洲经挤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2010年)的划分，主要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组成，总面积为41596平方千米，1994年底全。区户籍人口达到2100万人．分别占全省的23．38%和31．4％，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点。     

广东省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与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与分区是编制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广东省20个地市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进行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广东省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差异显著,优先性指数介于0.1271～0.7770,广州、佛山和中山为优先整理区,珠海、汕头、惠州和东莞为重点整理区,梅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潮州和云浮为适度整理区,韶关、河源、汕尾、阳江、清远和揭阳为生态型整理区。最后根据各分区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整理策略。     

珠江三角洲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空间特征——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时空演化

通过构建城际人口流动倾向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网络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时空演变特征、流动倾向强度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珠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在区域内处于最高水平。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不断巩固。人们体现在网络空间的城际间流动迁移倾向与现实空间的流动迁移行为表现出的路径依赖效应具有一致性。2011―2015年,深圳一直是广州、东莞和惠州的流动首选城市,广州一直是佛山的流动首选城市。2011和2015年珠三角各市在点度中心度位次结果保持稳定,广州一直高居第1位,深圳位居次席。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基于多源数据的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以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夜光遥感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分布及特征研究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性的空间效应

借助可达性分析模型,以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为案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覆盖度指数、经济潜能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后对珠江两岸地区可达性的影响和空间分布,并采用可达性变化均衡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对区域可达性公平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深中通道建设将显著提升珠三角区域南部的可达性,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可达性提升高于东岸地区。中山市、珠海市 1 h 等时圈内的人口增加最大。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西岸的中山市和江门市的经济潜能得到较大的增长。中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内部可达性呈现均衡化趋势,可达性公平性得到提升。最后,提出了完善深中通道周边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和推进珠江口两岸产城互动融合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化机制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引人注目。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并结合经济、政治、规划等因素,对比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珠江三角洲六大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城市形态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979-2008年间,各主要城市在各自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演变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广州、深圳和珠海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管治模式,其城市用地随着产业发展和优化而扩张并调整,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政策造成了各异的空间形态;佛山、东莞和中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管治模式,空间形态总体上较为分散破碎,并在不同地理区位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联系。     

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式探讨 --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初步评价

讨论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现状,将资源的概念广义化,把资源划分成为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类,将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子系统的作用量化为三类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一个地区各类资源承载能力之和与当年实际人口数量之比可以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年度评价指标,根据１９９６年统计数据,应用这一模式对珠江三角经济区９个城市评价的结果,表明其仍处在可持续发展轨道上,它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小依次是;广州,惠州,肇庆,     

跨海通道空间效益模型——以珠江口跨海通道为例

跨海通道建设可缩短海湾两岸城市间交通时间,提升城市间经济联系。提出跨海通道空间效益理论模型,并采用城市相互作用强度引力模型,基于GIS计算珠江口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开通前后两岸城市最短时间矩阵,定量分析两岸城市可达性、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格局,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基本验证了跨海通道效益理论模型,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加权可达性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跨海通道对可达性影响较大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从南向北逐渐减小。② 跨海通道显著提升区域经济联系总量,深圳与香港、中山与澳门分别成为珠江口两岸提升最高的城市。跨海通道改变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分布更加均衡。③ 大陆与港澳间的通关时间是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影响因素,通关时间对区域经济联系总量的影响约占四分之一,未来需建立更加便捷的通关程序。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The Spatial–Temporal Hierarchy of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 Prefectural City–Level Study

Inequality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intense debates in China, but inequality across cities remains less studi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economic inequality based on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0 to 2010. Statistic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among cities has increased, which is mostly attributable to widening intraregional inequality, especially with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high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emerg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1990s, spread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2000s, and then reached north China in the 2010s. In contrast, the number of low GDP per capita clust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010s.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icates the greatest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increasing intercity inequality. Decentralization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city inequality of China. We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programs aimed at reducing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rest of China, efforts are needed to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each region through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China, cluster,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equality, urban inequality.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环珠江口与环东京湾地区产业发展及环境比较

对中国环珠江口地区和日本环东京湾地区在地理、产业发展及环境问题等各方面作比较研究,重点阐述了两个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其环境的影响,借鉴东京湾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环珠江口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分析珠三角和泛珠三角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同心圆结构的基础上,指出了环珠江口区产业发展的趋势,提出该地区产业布局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