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户外商业广告景观空间格局研究

在调查芜湖市户外商业广告景观空间分布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户外商业广告景观空间格局的宏观、微观和时间演化特征，并从市场法则、交通流量、消费者行为、政策法规、城市化水平等几个方面，分析城市户外商业广告景观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探索了其与商业布局和城市发展的关系。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地理国情景观健康分析与评价

地表覆盖是地理国情普查的主要内容之一,针对其空间分布格局问题,提出了基于景观要素特征-景观空间格局-景观空间构型的景观健康分析与评价模型。结合GIS技术和Fragstats软件,基于2014年地理国情普查试点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对地表覆盖的景观格局健康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试验区的景观结构与格局健康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是水域景观要素特征与景观空间格局的健康水平、草地景观要素特征与景观空间构型的健康水平都较低。     

山西省宗教景观空间格局研究

本文立足于宗教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山西省 925 个“宗教景观”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olEarth）及百度地图定位各个宗教景观的地理坐标。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水文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宗教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山西宗教景观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大分散、小集聚”式的空间分异模式；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太原、长治、忻州、临汾市为依托的周边地区格局；高程空间格局具有高值集聚特征，且46%的宗教景观海拔高度<1000m；宗教景观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从宗教景观格局影响因素看，其分布受总体地形控制海拔高程影响宗教集聚与分散程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口分布状况影响宗教景观数量。     

基于地理模拟方法的昆明市空间拓展情景分析简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原湖滨城市经历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给湖泊流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调整需要关注城市空间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位于滇池湖滨地区的昆明市为例,设定6种不用的城市空间拓展政策情景,应用SLEUTH模型预测了6种情景下未来20年的城市空间格局,采用空间指数和空间分析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市建成区具有典型的摊大饼式空间拓展模式,城市道路网对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6种情景模式下未来昆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集约、紧凑型的发展趋势。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滇池湖滨地区的景观影响最小。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城市总体空间规模的控制具有明显的效果,但不宜在湖滨地区实施。滇池湖滨地区需要划定景观或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用地对湖滨用地景观的占用与分割。滇池湖滨以外的区域,适宜执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基于地理模拟方法的昆明市空间拓展情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原湖滨城市经历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给湖泊流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调整需要关注城市空间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位于滇池湖滨地区的昆明市为例,设定6种不用的城市空间拓展政策情景,应用SLEUTH模型预测了6种情景下未来20年的城市空间格局,采用空间指数和空间分析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市建成区具有典型的摊大饼式空间拓展模式,城市道路网对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6种情景模式下未来昆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集约、紧凑型的发展趋势。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滇池湖滨地区的景观影响最小。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城市总体空间规模的控制具有明显的效果,但不宜在湖滨地区实施。滇池湖滨地区需要划定景观或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用地对湖滨用地景观的占用与分割。滇池湖滨以外的区域,适宜执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区域景观破碎化的多尺度空间变异研究——以贵州省乌江流域为例

有效揭示景观格局及其空间变异特征是研究景观功能和动态的基础。选择贵州省乌江流域为案例区,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采用GIS、景观格局分析和地统计学软件,探讨了该区景观破碎化的空间格局、变异特征及其尺度依存性。结果表明:景观破碎化空间变异与研究幅度呈现非常明显的幂率关系,且具有4 590 m的特征尺度。景观破碎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起主要作用,参数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数据序列较复杂。东北-西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的分形维数较大,空间自相关距离较短。     

东北天然林区森林景观格局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借助1997年二类调查数据，在AreInfo的支持下，运用典范对应分析（CCA）法，对吉林省汪清林业局金沟岭林场的森林景观要素空间分布与环境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金沟岭林场范围内，坡度和土层厚度对景观格局分布的影响极为有限，景观要素空间格局更多地受海拔和坡向综合控制，海拔是控制景观要素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坡向；森林景观总体分布是从河谷地低海拔榆杂林和杨桦林到高海拔红松云冷杉林；CCA排序图可将整个林场森林划分6组景观类型：榆树林景观、阔叶混交林景观、杨桦林景观、针阔混交林景观、阔叶红松林景观、人工纯林景观。     

景观生态区划的理论研究

景观生态系统由多个层次水平的等级体系所组成，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中， 其结构与 功能具有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 区划的概念有助于整合景观的等级性并厘清复杂性。本研究在景 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功能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生态区划、生态经济区划、农业 区划等相关研究的成果，探讨了景观生态区划应依循的原则、内容及区划等级系统， 指出景观生 态区划不仅强调景观水平方向上的空间异质性， 还必须综合景观单元的过程关联和功能统一性。 同时以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为核心制定了开展景观生态区划需遵循的等级性、多尺度性、发生一 致性、格局与功能依存性、功能协调性以及界线完整性等原则。在其指导下， 重点讨论了景观生态 区划过程中涉及的方法论构建、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景观生态区划体系构建等研究内容。最后， 通过比较了景观生态区划与自然区划、生态区划以及经济区划之间的异同，提出了不同尺度下景 观生态区划理论的应用方向。     

重庆市浅丘带坝区土地利用与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镇为研究区,采用其建立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运用GIS的图形处理与空间分析功能,生成6种景观格局图并输入Fragstats for ArcView3.X软件,提取景观格局指数,借助于景观格局指数在生态过程与土地利用间所建立的一种关联,分析并探讨土地利用诱发下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响应.其结果:水田景观在景观类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其连接度表现较高,是景观类型明显的基质,受人类活动干扰强;冬水田景观要素接近于水田景观本底,且冬水田景观要素斑块个数、类型面积随着河流缓冲区距离的增大而增加;旱地景观中各景观要素斑块总体上分布比较零散,规律性不强;农村居民点景观要素是建设用地景观的主要类型,其斑块几何形状简单、规整,各斑块间的相似性强,外围边界接近于正方形或者矩形.     

佛山市城市景观的空间演化与文化研究

城市景观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是城市物质表现,而城市文化同时又建设和改变着城市景观。佛山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显著,文中试以佛山市为例,追溯城市的文化背景、景观的空间演变,从历史文化景观、工商业专业文化景观、宗教文化景观、民俗文化景观、园林绿化景观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文化特征分析,指出构建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生态城市相结合的综合性城市是佛山市今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景观建设的取向。     

基于地理标记照片的城市旅游意象空间分异研究

城市旅游感知意象与投射意象的匹配程度是城市旅游形象建设与宣传效果的重要评价,景观尺度下旅游感知与投射意象的空间分异特征可以有效评估游客对城市旅游意象的感知偏差,以此把握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景观偏好,更好地提升旅游地形象建设。本研究以五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为例,以Flickr网站的地理标记照片数据和政府旅游网站宣传的旅游信息为数据源,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城市旅游感知意象与投射意象的要素构成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旅游感知与投射意象的差异既体现在要素构成的偏差上,也体现在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方面。除东京旅游感知与投射意象要素结构基本一致以外,其他城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局部空间聚集异常值可视化了五大城市旅游感知意象与投射意象的空间分布偏差,相比城市旅游投射意象的空间集聚,城市旅游感知意象的范围更为离散。同时,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指数分析结果验证了五大城市旅游感知意象与投射意象均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和依赖度并不高,说明了从感知与投射视角进行旅游意象空间特征分析的重要性,应以需求为导向进行城市旅游景观规划与宣传。结合地理标记照片数据的空间分析方法为城市旅游感知意象与投射意象的空间分异研究提供了普适性的方法,以服务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形象建设。     

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及其地方意义——以城镇商业街区为例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是城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全球化城市景观更新背景下的演化特征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设计书法景观指数对北京、江苏、安徽、香港、四川等19个案例地典型地段的12种案例类型的书法景观调查统计,揭示了中国城镇书法景观存在多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即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存在于不同属性的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不同文化和功能属性的街区之间、以及同一街区的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认同、城市更新、商业驱动,并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人潜意识地将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景观标志和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使得书法景观具备了空间地方界定和定义的功能,并促成了城镇中文化象征空间和地方感的形成以及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书法景观研究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清代佛山“万真观”到“城隍庙”的空间文化含义的解读

宗教空间的变化能反映出宗教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所彰显的社会文化空间意涵.通过文献分析,对清代佛山镇“万真观”向“城隍庙”空间变化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揭示其变化所意涵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表明,从清代佛山镇万真观到城隍庙的宗教空间变化,折射了佛山镇由“乡村”到“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变,这种变化不仅是城市经济繁荣、人口激增的推动,更与行政治所诉求和“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而且佛山城隍庙的“草根性”还凸显了清代佛山镇的政权、族权和神权的社会特征.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墨西哥亡灵节的地理与空间意涵

节庆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但有别于日常生活,它透过空间的样貌转换,改变了日常生活空间,形成暂时性的景观,切换人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想象,进而形塑地方的特性。节庆形成的景观,是一种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短暂结果,可以将其做为解读节庆背后意涵的文本。亡灵节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民俗节庆之一,本文透过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扩散及文化整合等3个民俗地理概念,以及列斐伏尔所提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等空间的生产3个面向,探讨其在地理与空间上的意涵。     

民间信仰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以明至民国初期佛山神庙为视角

明代以来佛山的民间信仰迅速发展,神庙系统庞杂,既有广府民系的属性,又反映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征,对佛山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和神庙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建立佛山历史GIS数据库。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以神庙景观为视角,研究表明:明代至民国初年,神庙景观基本上以祖庙铺和明心铺及其周围地带为核心,呈自南向北逐渐扩展的分布总趋势,并与佛山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相一致,逐渐形成了以佛山祖庙为中心的北帝信仰文化景观的核心地位。通过对北帝巡游路径空间的解读,反映出佛山民间信仰场域的构成,以北帝信仰为纽带,形成了以祖庙为中心的"中心—四方"空间形式,整合了佛山的城市社会文化空间。     

Competing Place Meanings in Complex Landscapes: A Social–Ecological Approach to Unpacking Community Conservation Outcomes on the Wild Coast,South Africa

Despite a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complexities within which conservation interventions are embedded,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 diversity of local perspectives of heterogeneous landscapes and how they matter for the outcomes of these interventions are seldom demonstrated. We apply a social–ecologic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multiple place meanings related to key landscape elements around a proposed community conserva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Wild Coast, South Africa, by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three narratives about this impending change. These narratives mobilize competing meanings of the landscape to argue for or against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 By linking place meanings to locally defined landscape units (ecotopes), we engag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eterogeneous and changing landscape to gain a holistic and more inclusive picture of social–ecological landscape processes such as increasing woodlands and field abandonment. The obstruction of this particular intervention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engaging with multiple cultural values of nature.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urban forests in relation to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in Guangzhou City, China

Trees in cities display a varied pattern that is often moulded by a city's physical fabric and its evolution through time. The town plan expressed in spatial dimension as land use, and in temporal sense as development history, furnishes a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intricate association between city and trees. Guangzhou city, the premier metropolis of south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2800 years,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urban greening and heterogeneous land use. Five urban districts, which represent old, middle-aged and young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cover the bulk of the city's built-up zones, form the study area. Interpreta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s is used as a basis to classify the urban forest into three types, and to design a sampling scheme for studying trees in urban parks, institutional grounds and roadsides. District history has bequeathed a plethora of configurations in terms of buildings, roads and land uses, accompanied by plantable spaces of dissimilar dimensions, geometry and quality. The districts display diverse tree attributes such as frequency, density and species diversity. Young districts, with lower density, more institutional uses and wider roads, present more opportunities for greening. Recent shifts in landscape fashion have introduced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reescape. A few exceptionally large parks and institutional sit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city's tree assets. Parks, roadsides and institutional forests have different tree-stocking rates and species assemblag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tre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for the greening of other citie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xplored.     

城市"新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其启示——以西安市为例

以知识为基础、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为依托、技术与制度创新驱动、兼跨第二与第三产业并以服务业居重、高度外向而趋于全球化的当代"新经济"的兴起,正从诸多方面影响和改变着城市。本文以西安市为实证分析案例,依据对"新经济"内在禀赋特性的认识,从城市"产业区"格局重构、城市办公楼宇设施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区的CBD化、产业与居住功能分区的模糊化、城市经济与社会空间的极化等方面对城市"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就其对于城市规划与决策的启示予以探讨。